中國古代軍事思想是中國乃至世界軍事思想寶庫中的珍貴遺產。它從西元前21世紀中國建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開始至1840年鴉片戰爭結束，前後歷經4000餘年，大致經歷了早期萌芽、漸趨成熟、充實提高和系統完善四大階段。
早期萌芽階段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早期萌芽階段從西元前21世紀夏王朝建立開始，至西元前771年西周滅亡，歷經夏、商、西周三個朝代，共1300多年。這一時期軍事上的主要特點為：軍隊開始出現，但數量不多；軍隊裝備不足，青銅兵器只夠裝備貴族和甲士，奴隸主要用木石兵器；作戰方式落後，戰爭規模小，持續時間短；戰爭受迷信思想影響較大；軍隊管理開始講究賞罰分明；出現了早期的軍事著作《軍志》、《軍政》，在甘之戰、鳴條之戰、牧野之戰中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政治動員、增強實力、強調刑罰、使用間諜等謀略方法的運用。
這一階段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表現為：（1）提出了以服從天命、安身保民和伸張正義為主要特色的戰爭觀，如「恭行天之罰」、「弔民伐罪」、「保民」。（2）重視在治軍上齊眾以律，「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尚桓桓」，以成威武之師；嚴賞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3）在戰爭指導上強調重禮信、輕詭詐，如主張「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不窮不能」，「成列而鼓」。（4）在作戰指揮上注意不同兵種、不同陣法的配合使用。
漸趨成熟階段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漸趨成熟階段從西元前770年東周開始到西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前，歷經春秋、戰國兩個歷史時期，前後500多年。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過渡的大動盪、大變革時期，戰爭頻繁、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戰爭激烈程度加劇。軍隊的組織制度初步形成，多兵種相繼出現，軍隊數量倍增，鐵製兵器得到了發展和應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化繁榮局面也為兵家學說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思想土壤，直接推動了軍事思想的興旺蓬勃，出現了中國古代最為著名的幾部兵書：《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六韜》等。
這一階段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表現在：（1）形成了以慎戰、重戰、備戰為特點的戰爭觀「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明確地提出了「安國之道，先戒為寶」的重要思想，強調時刻做好準備，投入對敵作戰。對戰爭的起源和戰爭的性質作了初步的探討，「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日積惡，四日內亂，五曰因飢」。提出戰爭分正義和非正義兩種，主張支持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對戰爭的目的，主張「戰勝而強立」。（2）提出了以「全勝」為主要目的的戰爭指導思想，「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春秋戰國時期兵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為達此全勝戰略目的，他們強調「知彼知己」，「遍知天下」，以做到「自保而全勝」。戰術指導思想也由「偏戰」遞嬗為以「致人而不致於人」占主導地位的「仁詭」合一思想。（3）建立了一整套「令文齊武」的治軍理論，明確提出「以治為勝」的治軍原則，並對將帥的素質提出要求，如要兼剛柔，具有理、備、果、戒、約的素質。提出治軍的關鍵在於申飭軍紀，嚴明賞罰。（4）闡發了樸素的古代軍事哲學思想，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辯證觀點，並注重從事物的聯繫中研究戰爭。
充實提高階段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充實提高階段從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到西元960年五代十國滅亡，其間經歷秦、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和隋唐，前後近1200年。這一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軍事技術有了較大發展，軍隊裝備有較大改進，鐵製兵器種類增多且殺傷性能有所提高。騎兵、水軍的作戰能力和特點愈加明顯。中央集權的武裝力量體制基本成型，徵兵制度隨朝代的特色而定。著名的兵書有《黃石公三略》、《將苑》、《李衛公問對》、《太白陰經》等。
這一階段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表現為：（1）提出大一統的戰爭觀，如認為秦滅六國是「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的宏偉大業。對戰爭的認識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2）提出長治久安的國防觀，積極倡導「重農」、「貴粟」、「薄賦斂，廣畜積」，以「賜爵」和「除罪」的手段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採取措施強邊固防，如修長城，建立以「直道」、「馳道」為主的交通網：徙民實邊、積穀屯田。（3）提出弘思遠益的戰略謀劃思想，如諸葛亮的「聯吳抗曹」，孫權的「聯魏擊蜀」，曹魏的離間吳蜀、坐山觀鬥等，都反映了對戰爭全局的思考，各有成效。（4）提出以治為勝的建軍思想，秦開始確立了集中統一的建軍觀，更加強調以法治軍、賞罰分明，「軍以賞為表，以罰為里，賞罰明，則將威行」。（5）提出推陳出新的作戰指導思想，在多政權、多勢力並存的群雄割據形勢下，強調「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奸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
系統完善階段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系統完善階段從西元960年宋朝建立至1840年鴉片戰爭前，歷經宋、遼、金、元、明、清前期諸朝，前後近900年時間。這個時期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發展的後期，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戰爭極其頻繁。火器的廣泛應用無論對裝備發展還是作戰方式、軍隊的結構及兵種的變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戰爭的頻繁促使統治階級重視武學，武舉制度出現，宋神宗時期將前朝的七部著名兵書即《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六韜》、《黃石公三略》和《李衛公問對》合編為《武經七書》，並作為官頒武學教材。歷代統治王朝還組織編纂了大量綜合性的軍事類書，如《武經總要》、《武備志》等，充實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寶庫。
這一階段軍事思想的主要內容表現為：（1）以實現國家統一為目的的戰爭觀。主張兵權高度集中，軍事行政權與軍事指揮權互相制約。通過聯姻、賞賜、賑濟等手段，安撫、籠絡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爭取人心。（2）注重練將練軍的思想。練將的目的是訓練一支英勇善戰的軍隊，同時需要武器裝備的改良和更新，「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3）以謀略見長的戰爭指導思想。「陣而後戰，兵之常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4）以邊海防為特色的國防建設思想。構築了牢固的邊、海防多層次防禦體系，注重對長期處於和平環境中的臣民加強國防觀念的教育，「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
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精髓—《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發展到成熟階段湧現出的傑出代表，是著名軍事家、春秋末期吳國將軍孫武關於戰爭和軍隊等問題的理性認識。它產生於中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時期，是對前人兵學思想的繼承和對當時軍事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奠基石及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孫武（約活動於西元前6世紀末至西元前5世紀初），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人，後移居吳國，經伍子胥推薦，晉見吳王闔閭，獻兵書，任將軍，輔佐吳王經國治軍，「西破強楚，人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其軍事思想集中反映在所著《孫子》中。《孫子》現僅存13篇，大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側重論述軍事學的基本理論和戰略問題，由《計》、《作戰》、《謀攻》、《形》、《勢》、《虛實》6篇構成，主要強調戰略速決和伐謀取勝，并包含著對戰爭總體、實力計算和威懾力量的深刻認識；第二部分側重論述運動戰術、地形與軍隊配置、攻防戰術和勝敗的關係，由《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5篇構成，主要論述了奇正、虛實、勇怯、專分、強弱、治亂、進退、動靜和死生等軍事方面的辯證關係；第三部分重點論述了戰爭中的兩個特殊問題，由《火攻》、《用間》2篇構成。
（1）戰略思想
作為古代第一個形成偉大戰略思想的理論家，孫武的戰略思想寶庫十分豐富，基本涵括了戰爭決策、戰爭準備、戰略指導等基本理論和原則。
重戰、慎戰、備戰思想。孫武十分重視對戰爭問題的研究，他首先指出戰爭的重要性：「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進而告誡「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不要輕易發動戰爭；如若有戰爭的需要，則要加強戰備，增強實力，做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以「五事」、「七計」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孫武認為，需要從道、天、地、將、法這五個方面考察和研究戰爭，並提出「道」這一政治因素的首要作用，既要「修道而保法」，也包括「上下同欲」和「並氣積力」，從而揭示出政治與軍事的內在關係。吳楚之戰時，孫武以「民勞，未可，且待之」勸阻吳王暫緩攻楚，更進一步表明他意識到愛惜民力、爭取民心的重要意義。關於戰爭與經濟的關係，孫武則分析由於「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一旦「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因此提出「兵貴勝，不貴久」的基本原則。同時提出了「因糧于敵」的後勤供應思想。當然，軍事實力在戰爭中作用的發揮至關重要，「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可以從土地、物產、兵源等經濟因素推算出軍事力量的強弱。
「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孫武認為，「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從而提出了不以直接交戰的方式達成政治目的的「全勝」戰略。他稱不戰而勝為「全」，戰而勝之為「破」。為達此目的，他又提出「先勝而後求戰」的戰略運籌。為達全勝目的，在戰略謀劃上要勝敵一籌，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戰前穩操勝券的最好辦法是「廟算」，「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在力量對比上要處於優勢，「勝兵若以鎰稱銖」；在戰爭準備上要周到細緻，「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在實行方式上則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總之，要達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
（2）作戰指導思想
孫武的作戰指導思想主要表現為：一是「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戰爭指導思想。「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這是孫武軍事思想中最有生命力的命題之一，它揭示了指導戰爭的普遍規律，是制定作戰方針和計畫的依據，也是指導戰爭獲得勝利的前提。二是「致人而不致於人」以獲得戰場主動權。孫武非常重視爭奪戰場主動權，「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只有做到能調動敵人而不為敵人所調動，才能勝利。當然，爭取戰場主動權有許多原則，如在實施戰略進攻時，要秘密決策，「厲于廊廟之上，以誅其事」；隱蔽準備，「形人而我無形」；突然襲擊，「敵人開闔，必亟人之」，「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打敵要害，「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大膽深入，「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三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的作戰原則。孫武主張進攻戰略，速戰速決，他非常強調進攻的突然性，「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使敵「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可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勝利。為了達到此效果，他要求軍隊「其疾如風」，「動如雷震」，同時充分運用「奇正相生」的原則，「戰勢不過奇正」，「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3）治軍思想
孫武的治軍思想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指導思想。「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文」指厚賞、愛卒，「武」指重罰、嚴刑，二者相輔相成，「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對士卒平時要嚴格訓練，嚴明紀律，戰時才能步調一致，服從命令。因此，他主張「令素行以教其民」。二是注重將帥的選拔和任用。在孫武看來，將帥是「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將帥的素質關係到國家的安危，因此他提出將帥應該具備「智、信、仁、勇、嚴」五條德才。此外，他還提出將帥在戰場上可能會出現的五種危險，即「五危」，必死、必生、忿速、廉潔、愛民，因此要加以警惕和防範。
（4）樸素的軍事哲學思想
孫武的軍事思想是建立在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基礎上的。他的唯物論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對戰爭的認識，衝破了「鬼神論」和「天命論」，能把客觀因素作為決定戰爭勝負的基礎，並注意到時間和空間在軍事上的作用。他的辯證法在於強調「知彼知己」，以「廟算」、「七計」進行對比分析，講求「戰道」，探索戰爭規律，從弱強亂治的矛盾中看到向其對立面的轉化，等等，這些都是具有思辨特徵的哲學思考。孫武通過戰爭事物中對立範疇的認識，揭示出牠們之間的生克消長關係，從而衍生出對各種作戰方式的描述，推動了軍事思想和軍事學術的發展。
孫武的軍事思想揭示了軍事領域中一些帶普遍性的規律，對指導軍事實踐產生了重要作用。在現代戰爭中仍有其生命力，其中很多原則還被運用到經營管理、體育競賽等社會生活領域，受到世界上許多國家政治家、軍事家、學者的重視，是世界公認的居于鼻祖地位的優秀軍事理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