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外交舞臺上，活躍著一位著名的外交家，他精於謀略、縱橫捭闔，曾先後影響多屆總統的外交政策，在尼克松總統時期，更青雲直上，成為僅次于總統的第二號人物；他善於秘密旅行和穿梭外交，在全球爭端調和及互相往來中，扮演重要角色；1979年雖與福特一起下臺，但仍在美國外交政務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就是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 ）。
1923年5月27日，基辛格生於德國菲爾特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是一位中學教師，母親則是一位家庭婦女。基辛格兄弟二人，全家四口人生活頗為富裕。基辛格自幼聰穎過人、活潑可愛，但是他卻在學業上不太刻苦，成績一直中等。30年代對於歐洲猶太人是苦難與災難的起點，希特勒上臺後，在德國掀起了排猶運動，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成了迫害的對象。基辛格一家也未倖免，父親失了業，基辛格失了學。在萬般困難的情況下，1938年全家離開德國遷居美國，1943年入美國國籍。基辛格先上了紐約市大學，專業為會計學。大戰全面爆發後，他參加美國陸軍，曾在歐洲作戰。戰後，又在駐德美國軍政府中工作。再後獲獎學金進哈 佛大學讀書．1954年取得了博士學位，並留校擔任講師，1962年成了政府學教授，從1959年到1969年基辛格為防禦研究項目主持人。
基辛格闖入政壇是以其學術成就為基礎的。50年代，在哈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時，基辛格就著書立說，並在重大場合發表自己的見解，開始嶄露頭角。從1955年到1968年，他受僱于各類安全事務機構，為重要決策顧問。50年代，他曾應邀參加外交關係委員會主持的一次軍事和外交戰略問題討論會，會議負責人指定基辛格把會議討論情況寫成書面材料，這就是1957年發行的《核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該書被人稱為美國戰略政策的權威性專著，從而也使他名聲大振，為日後在政界的飛黃騰達打下基礎。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主張對蘇聯進行以全面戰爭作為威懾手段的「大規模報復」，而基辛格則倡導「柔性反應」，主張把戰略核武器、常規武裝與戰略裝備武器技術發展相結合起來，提出用「有限戰爭」（包括有限核戰爭）取代「全面戰爭」。他指出，有限戰爭可以用來對付「擁有核武器的大國和以眾多人口取勝的國家」。基辛格認為，有限戰爭既有軍事意義，又是一個政治行動，是一個能夠以最小的代價、冒最小限度危險、達到最大限度威懾目的的手段，故而是最適宜的選擇。
1960年基辛格發表了他的另一部大作《選擇的必然性》。鑑於美國失去了核壟斷地位，軍事上出現了不利因素，基辛格就認為美國必須有新的抉擇。他認為，在這種形勢下，「有限戰爭」理論必須修改，因為「有限戰爭」不能保證不發展成核大戰。核戰爭本身只能是「兩敗俱傷，沒有勝利者」。基辛格還認為「有限戰爭」達到一定程度，或者出現僵持局面時，要求停止使用核武器的壓力一定很大。據此，他主張加強常規軍事力量。
70年代，世界處於大動盪，大改組時期，中國和第三世界的興起，西歐、日本等國實力加強，世界出現了「政治多元化」、「軍事兩極化」，從而衝破了蘇美主宰世界的局面。針對這種局面，基辛格又提出了以實力為後盾的「均勢外交」政策。他主張，利用中國與蘇聯兩國間出現的分裂與矛盾，互相牽制；以合作夥伴關係代替支配關係，緩和美國與其歐洲盟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使歐洲團結一致對付蘇聯。基辛格主張，在戰略部署上，縮短戰線，調整重點，從而達到「國際義務」和「國內資源」間的平衡以便遏制蘇聯。基辛格的這些戰略外交思想在全球引起巨大影響，最終導致了1969年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
基辛格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與美國大財閥洛克菲勒家族的密切關係不可分割。1955年，基辛格出席一次國際問題討論會，在會議期間首次與納爾遜·洛克菲勒相遇，後者與會身份是家族基金會主席。納爾遜·洛克菲勒非常欣賞基辛格的才華，並設法使之為自己的家族工作。對此，基辛格後來回憶道：「納·洛克菲勒說話的方式使你非接受不可，無法加以拒絕」。基辛格與納爾遜·洛克 菲勒私交日益密切，並成為其主要顧問。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多數講稿是基辛格親自擬出。在他三次競選總統時，基辛格都是他的外交顧問。據有關人士記述，納·洛克菲勒在共和黨內部與尼克松爭奪1968年黨內總統提名落選時，基辛格「傷心地哭了」。尼克松任總統後，只是在納·洛克菲勒鼎力推薦下，基辛格纔得以進入政府任職。
1968年12月，基辛格當上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由於才華橫溢、富于謀略，很快被尼克松總統看中，步步提昇。1969年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一直到1975年。從1973年9月開始就任國務卿，一直到1977年1月20日。這一段是基辛格政治生涯中的黃金時期，他不但參與政府的核心領導，參與政策的決定，而且參與美國全球戰略設計工作。他幫助尼克松提出了「尼克松主義」，並在外交活動中貫徹其均勢思想和方針。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發表了《越南戰爭越南化》為主題的關島聲明，宣稱美國要從侵略越南的戰爭中吸取教訓，要求亞洲僕從國依靠自己的力量承擔防務，「除非存在某個核大國的威脅，美國將鼓勵······逐漸由亞洲國家本身來處理，逐漸由亞洲國家本身來負責」。這個新亞洲政策被稱為「尼克松主義」。後來這個主義被實施於全球，尼克松、基辛格還就此提出「夥伴關係、實力和談判」作為「新的和平戰略」三大支柱。這套新理論不僅規定了美國海外義務及其與盟國的關係，而且規定美國對蘇對華政策的原則。
新政策制定後，基辛格成了實施這一政策的主要人物。從1969年起，基辛格開始與北越進行談判，並竭盡其力達到和談目的，為此他名聲大振，1973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當然這一和平獎是授予基辛格與北越領導人之一、和談者黎德壽的，應提及的是後者拒絕獲得此獎。
在執行新政策過程中，基辛格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他1971年秘密訪華以及1972陪同尼克松公開訪華，打開了中美關係史的新篇章。基辛格非常讚賞領導著幾億人口的領袖毛澤東，他認為，毛澤東在各方面都有壓倒一切的魅力，「或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
此外，他改善了美國與蘇聯的關係，調和了中東十月戰爭之後的危機，穩固了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等等。水門事件之後，尼克松總統被迫辭職，基辛格卻繼續為福特總統作國務卿，繼續負責外交事務。
1977年1月20日，基辛格隨著福特總統的落選而離開政府，至今已有15餘年了，表面上看，他退出了政界，隱居起來很少露面，但是事實上，他始終廢寢忘食地工作著。他每天早上六點半起床，到深夜才就寢，除吃飯和必要的休息散步外，一直在緊張地工作。離開政府後，基辛格依舊為洛克菲勒家族操勞，到其屬的大通曼哈頓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任職。基辛格與之後的歷屆政府都保持著一定關係，雷根總統經常召見面談，徵求外交方面的建議。1983年裡根任命他為全國性的中美洲問題委員會主席。基辛格卸職國務卿之後，用大部分時間從事寫作，回憶在政府中就職的那些春秋。基辛格的重要著述有1979年出版的《白宮歲月》．1981年出版的《為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