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喀爾巴阡一羅塞尼亞（現為烏克蘭一地）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1912年7月31日出 生於美國紐約市。他自幼生活在一貧如洗的家庭里，父母的收入從未超過當時貧困線的標準，而且當他讀高中時，父親就去世了。為繼續求學，他不得不在平時去打工，如洗盤子，做臨時店員，暑期打短工等。因獨特的分析能力、計算能力和非凡的想象力、記憶力，使他很快讀完初等教育，年僅15歲就考入美國羅特格斯大學專修經濟學。1933年，他獲得了該校頒發的經濟學學士學位、並以優異成績考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經濟研究生班，攻讀碩士學位，並在這裡結識了後來與他終生為伴的美貌少女雷絲·迪瑞克特。在芝加哥學派主要代表人物弗蘭克
·奈特、亨利·西蒙斯和雅齊施·瓦納三位教授精心培育下，異常聰穎的弗里德曼只用一年時間就取得了碩士學位，只是後來由於凱恩斯主義逐漸盛行於美國，並在美國經濟界占據主導地位，與此相對峙的芝加哥學派成為「在野派」，才使他攻取博士學位未能如願。
腦海裡始終回縈著前人著名讀句：「黃樹林間岔開兩條路，遺憾是二者不能兼走；我選了人跡罕至那條，結局卻將有霄壤之別」的弗里德曼，並設有因此放棄自己的志嚮，繼續沿著「芝加哥學派」的理論鑽研下去，。他從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一文中得到啟迪，對其「看不見的手」（意指無需政府指揮去對經濟進行干預，讓千萬人在市場自由行動，最終通過價格體系的調整作用，可使社會經濟得到最好的配合）的見解頗感興趣，為此他堅信自己已經進入了經濟學的正宗管道，大方向是正確的，而且肯定會成功。他深知要復興傳統經濟學理論需一個漫長的過程，必定要付出艱辛的勞動。經導師們推薦，他到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委員會擔任助理研究員，為搜集大量資料提供了方便條件。
1935年，弗里德曼受聘于為決策人物提供資料的高級機構—美國國家資源委員會，擔任經濟學會副研究員。這裡恰好為他實地考察凱恩斯主義和芝加哥學派在經濟生活中的利弊開拓了有利條件。1937年，為佔有更多資料和進一步瞭解實際情況，他身兼三職，除擔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外，還擔任紐約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和哥倫比亞大學講師。從而，他更加忙碌，整日奔波不止，搜集、分析和整理各種有關資料。1940年至1941年，他又應聘到威斯康星州大學擔任經濟學客座教授。
1941年，應政府邀請，他擔任了美國財政部賦稅研究署首席經濟顧問，藉此機會他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系列國際經濟問題。1943年，他應聘擔任政府建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軍事研究會的統計組副組長。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他隨即被明尼蘇達大學聘為經濟與商業管理學副教授，從而使他有暇對專門理論進行了研究。1946年，他與西蒙·史密斯·庫茨涅茲教授合作，通過對美國貨幣流通的歷史資料進行搜集、分類和分析，寫成《自由貨幣實際收入》專著，列舉出了許多頗有說服力的實例，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此舉是他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與此同時，他也攻取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48年，他寫成《試驗的檢查》一書，詳細地說明貨幣數量論的廣泛適應性和傳統經濟學的強大生命力。為此，芝加哥大學提昇他為經濟學教授。凱恩斯主義派面對弗里德曼的理論和成就，也不得不給予某種承認。
從1951年開始，他搜集各流派對自己所有論文、著作的批評和稱讚，加以甄別，於1953年出版了《實證經濟學論文集》。該論文集引起了學術界很大的反響。
從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在長達二十餘年時間裡，弗里德曼的經濟理論逐漸成熟，在學術界和世界經濟事務中的影響與日俱增。他也有了向盛行一時的凱恩斯主義發起公開挑戰的資本。他提出了現代貨幣數量論，並於1956年出版了《貨幣數量論的一個全新表述》，把現代貨幣數量論作為貨幣主義的理論基礎加以論證。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數量論是一種貨幣需求理論，而不是關於物價和產量的理論，所以對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去進行認真分析就成為必要。他主張應把貨幣發行量作為經濟政策的唯一工具，由政府掌握，貨幣增長率每年保持相對穩定，而且貨幣增長率要同經濟發展的預計速度一致。他的這種論述引起了英國經濟學界許多頭面人物的興趣，並於1957年被推舉為美國經濟學年會秘書長，同時被美國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聘請為研究員。
他充分利用研究中心和優越條件，撰寫了《消費函數的理論》一書，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說」，即一個家庭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除了穩定而持續的收入之外，還可能存在著暫時的意外收入或損失。因此、實際消費也就存在著永久和意外這兩種消費的可能。這樣一來，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說」同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和杜茲納伯利的「相對收入假說」並列成為消費行為三大重要理論之一。
為貨幣主義理論的建立，弗里德曼鍥而不捨。他於1959年陸續出版了《貨幣安定計畫》和《對貨幣需求的一些理論和經驗的答案》兩部專著，對貨幣主義理論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進入60年代．弗里德曼根據美國仍陷入通貨膨脹不能自拔、物價持續上升、國際收支結算更為惡化和世界各國經濟成長速度繼續出現不均衡的狀態，再次對盛行一時的凱恩斯主義的「固定匯率制」提出異疑，提出「自由浮動匯率制」的現實可行性和其優越性。
1962年，弗里德曼受聘擔任福特金·福克特萊特研究所研究員，其後又被加拿大、日本及國內許多大學聘為經濟學客座教授。
1964年是弗里德曼事業上興盛的一年，經推薦他出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在就職演說時，他又提出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存在著一種「自然失業率」新論點，指出問題的癥結在於如何通過調整使失業率保持一種均衡狀態。他認為只有千方百計鼓勵人們儲蓄、投資、工作和僱工，才是解決長期存在的高失業問題的辦法。對黑人、青少年的最高失業率的解決，最有效的辦法是在教育系統中實行一種保證合格的憑證制度，只有如此才能提高黑人和青少年受教育的質量。他的上述觀點獲得了社會各階層人士的讚譽。
1968年，他被母校授予法學博士學位，此後又連續發表了《美元與逆差·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與國際收支》等二十餘篇頗有價值的學術論文。1975年，他發表了《失業或通貨膨脹？對菲利浦斯曲線的評價》一書，對陷入第二次危機的新古曲綜合學派進行了深入批判。事實證明：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理論愈來愈被經濟學界人士所承認。1976年，西方經濟學界隆重紀念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文發表200週年，弗里德曼在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講說：「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學說，今天也非常重要和切合實際。二百年前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已被今天政府的干預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明確證實了」。弗里德曼在學術上具有歷史遠見性和理論體系的嚴密性，更加清晰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鑑於他在經濟學領域鍥而不捨的努力刻求，尤其在消費分析和貨幣歷史與理論方面的斐然成就，以及在尋找經濟穩定政策的獨到見解，1976年被授予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
此後，這位年過六旬的科學老人仍然孜孜不倦，為進一步完善貨幣主義理論而蓄意追求。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美、英等國率先運用貨幣主義理論來指導經濟政策的制訂並已經顯示出了初步成效，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理論也從而獲得了實踐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