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猶主義的新形式
西歐各國在經歷了一段短暫的「解放猶太人」的浪潮之後，到19世紀後期，反猶活動又再次回升。與過去不同的是，此時的反猶主義以一種新的形式表現了出來，這就是種族主義。
在19世紀中，原來四分五裂的德國、義大利等國家通過戰爭、兼併以及談判實現了統一，以地域、文化、語言、種族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思想也在隨之在歐洲興起。為了增加國家的凝聚力，各國的統治者也大力支持和強化這種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宣傳本民族優於其他民族。例如，德國人就鼓吹日耳曼民族比其他非日耳曼民族優秀，法國人則認為他們比德國人、義大利人、英國人都好，而義大利人卻稱他們的文化、他們的「種族」都遠比其他民族古老，因而也優於其他民族。
但是，生活在各地的猶太人卻被排斥在各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之外。儘管他們說他們願意效忠於居住國家的國王或皇帝，也想真心誠意地做他們所在國家的好公民，但由於他們信仰不同的宗教，有著不同的外表、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不同國家的猶太人之間仍保持著許多密切的傳統聯繫。這樣，他們就被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看作是「外來者」，是「世界主義者」而非民族主義者。許多人都認為猶太人沒有祖國的觀念，他們對所在國家的忠誠是值得懷疑的。因此，有不少人相信，在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鬥爭中，猶太人都很可能是出賣本國利益、裡通外國的人。
種族主義者稱，歐洲的大多數民族都屬於褐色皮膚和藍眼睛的「雅利安人」，而猶太人（還有阿拉伯人）則屬於身材較矮小、黑頭髮黑眼睛的「閃米特人」。從人種學的標準來看，雅利安人遠比閃米特人和其他人種要優秀。一些種族主義者還聲稱，在歐洲的各民族中，日耳曼人是最純正的雅利安人種。德國的著名音樂家理夏德·瓦格納是一個極端的種族反猶主義者，早在1869年他就提出警告說，猶太人的滲透正在使日耳曼民族退化。還有一個名叫豪斯敦·斯圖爾特·張伯倫的英國種族主義者1898年在其著作《十九世紀的基礎》中聲稱，猶太人是一個沒有生存價值的種族，它的任務只是破壞日耳曼民族的純潔和「繁殖一群假希伯來人混血兒，即一個在體質、精神和道德上無疑都發生了蛻化的民族」。
種族反猶主義分子說，由於猶太人是一個劣等民族，他們同化于歐洲民族實際上比不同化還要可怕，因為同化就意味著他們的種族、血液就融入進了歐洲民族之中，從而也就玷汙了純潔的雅利安人種，使優秀的雅利安人種發生退化。根據這一邏輯，一些極端的種族主義者便提出了「生存戰爭」的口號。他們稱反對猶太人是一種生物性和種族性的生存競賽（而不是宗教的、或政治、經濟的），這種生存競賽需要採用極端的、毫不留情的手段。為了不讓猶太人混雜和玷汙純潔的雅利安種族，最好的辦法是把他們統統驅逐之，甚至實行從肉體上澈底把他們消滅掉。
德雷福斯案件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猶太人為了儘快「真正地、完全地」融入居住國社會，加快了與主體民族同化的步伐。他們主動放棄猶太教，改宗基督教，他們努力地在語言、服裝、外表、舉止行為方面與居住國的人民一致，他們甚至在國家需要時加倍地出錢出力，以表示他們對國家的忠誠。但是，這一切都是徒勞的，都無濟於事。歐洲各國依然用一種懷疑和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們，他們仍被視為外來者。而且，此時這種對猶太人的懷疑和敵視已不限於那些未受過教育的社會下層，在知識界和中上層社會裡也十分流行。
這種主體民族拒絕接受猶太人對國家的忠誠，在1894年法國發生的德雷福斯案件中表現得最為充分。
法國是當時西歐文明程度最高、最開明的國家，也是最早解放猶太人、猶太人獲得自由最多的國家。但是，就在這個國家裡仍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反猶運動。1894年，法國軍隊中一位名叫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猶太炮兵上尉軍官被指控向德國駐法國武官提供情報，軍事法庭以叛國罪為名判處他終身監禁。儘管德雷福斯已經走上了同化的道路，而且後來事實證明這個案件是一起冤案，並且在12年後正式予以平反。但當時德雷福斯案件卻在法國社會中掀起了軒然大波。人們所關注並不是案件本身，而是因為被指控者是一名猶太人，是一名自稱要通過同化融入法國社會的猶太人！絕大多數法國人的看法是：因為他是猶太人，所以他犯下叛國罪是必然的。
一時間，反猶浪潮席捲全國，社會上到處都有人在高喊：「殺死猶太人！」「猶太人該死！」「猶太人滾出去！」的口號。大批暴民圍攻和謾罵猶太人，搶劫猶太人的商店；還有許多人上書政府，要求剝奪猶太人的政治權利，並把他們驅逐出法國去。許多原來主張同化的猶太人在這一事件中澈底失望了。因為在思想最開明、文明程度最高、最早解放猶太人的法國，人們對猶太人尚且有著如此深刻的仇恨，那麼，在那些比法國落後的國家裡，他們還能指望什麼呢？
確實，在德國和奧一匈帝國，在俄國以及在巴爾幹的斯拉夫國家，民族主義者的反猶情緒比法國人更加強烈。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與他昔日的敵人天主教會聯合在一起，把反猶作為強化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手段。在他的鼓勵下，德國出現了第一個以反對猶太人為綱領的政黨，召開了第一次國際性的反猶大會，全德國出現了有組織的反猶暴力運動。1881年，一份有225，000人簽名的請願書被交給了俾斯麥，要求取消給予猶太人的政治權利。巴伐利亞議會中甚至有人提出用絞死或槍斃所有猶太小商販的辦法來解決猶太人問題。
對於猶太人來說，現在同化已失去了意義，因為他們的罪惡已不再是因為他們信仰什麼，也不再是因為他們表現如何，而是因為他們的出身，因為他們的血統。出身和血統是無法改變的。猶太人生而有罪，如果他企圖通過改宗或同化來改變自己的出身，那麼還要罪加一等，因為他那樣做的目的就是要玷汙和毒害其他的人民！
摩西·海斯和他的《羅馬與耶路撒冷》
一方面是無情的屠殺和迫害，另一方面同化又不被接受，不少猶太人對此深感痛苦。如果說，對於中世紀那種野蠻粗暴的歧視和迫害，猶太人還能用宗教拯救的思想來進行自我安慰的話，那麼，受到啟蒙思想影響，並已經在法國大革命後品嘗到自由之果的近代猶太人，是不願再對新的反猶浪潮逆來順受了。殘酷的現實迫使他們進行思考，猶太人的出路究竟在哪裡？怎樣才能擺脫這種周而復始、層出不窮的反猶浪潮？
一些猶太知識分子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最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猶太人必須有自己的國家！古代猶太人曾經在巴勒斯坦有過自己國家，後來這個國家滅亡了，今天要永久性地解決當代猶太人問題，就必須重新恢復猶太人的國家！這種恢復巴勒斯坦猶太國家的思想，就是猶太復國主義，也稱「錫安主義」，它得名於被視為猶太聖山的耶路撒冷錫安山。
近代第一位從政治上提出猶太復國理論的人是德國猶太思想家摩西·海斯。他出身於波恩一個正統派猶太教家庭，但年輕時也同當時的許多猶太人一樣，主張通過同化來解決猶太人問題。海斯還曾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過密切的交往。歐洲革命失敗後，為了逃避當局的迫害以及出於政治見解的分歧，他流亡到國外並脫離了政治活動，潛心學術研究。
1862年，海斯發表了《羅馬與耶路撒冷》一書。他在這本書中認為，猶太人問題已成了歐洲最後的民族問題；猶太人是一個特殊的民族，而不一個宗教集團；猶太人的解放不能靠與其他民族的同化；要澈底擺脫反猶主義，唯一的辦法就是「返鄉復國」，猶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去，恢復古代的猶太國家。他寫道：「每一個猶太人，不管是否願意，在血統上都同本民族的命運休戚相關、緊密相聯·······每一個人對於以色列的復興都生死與共、負有責任。」他還提出，這個猶太人國家應建立在「社會主義原則」之上，實行土地國有和合作生產。
摩西·海斯不僅是最早提出政治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人，而且他還大膽地將社會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結合起來。然而，由於當時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正處於一個低潮時期，再加上他也未能為猶太人的返鄉復國提出什麼具體可行的辦法，因此他的《羅馬與耶路撒冷》一書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
平斯克和他的《自我解放》
1881年俄國的反猶浪潮，刺激著每一個東歐的猶太人的神經。許多人都在思考著猶太人的出路，是逆來順受？是改宗同化？是遠走他鄉？敖德薩的一位猶太醫生列奧·平斯克，在目睹了沙皇政府排猶屠猶的暴行之後，也開始了對猶太人出路的探索。1882年，平斯克在柏林用德文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自我解放》，立即在猶太人中，尤其是在東歐猶太人中激起了很大的反響。
平斯克是一個具有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的俄國猶太人。他也曾經主張通過同化來解決猶太人的問題，但殘酷的現實使他絕望了。在《自我解放》一書中，他分析道，反猶主義是一種不可治癒的精神變態，其原因就是猶太人在經濟上的成功往往引起居住國民眾的嫉恨，而他們沒有自己國家的狀況又使他們很容易成人們發泄不滿的犧牲品。另一方面，由於長期受壓，猶太人本身也已失去了一個正常民族的特徵。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通過猶太人的自我解放來消除這種原因。猶太人必須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國家，過上一個正常民族的生活。
與摩西·海斯不同的是，平斯克不但提出了自我解放、建立國家的思想，而且還進一步提出了行動的計畫。他主張召開俄國全體猶太人大會，商議購置一塊土地，以供數百萬猶太人定居，並爭取大國對這一方案的支持。平斯克開始時並不強調在古老的巴勒斯坦建國，他說猶太人並不是「需要有聖地，而是要有我們自己的土地」，他提出可以考慮在北美或是在奧斯曼土耳其境內獲得一塊土地。但不久之後，平斯克就發現，只有把巴勒斯坦作為建國的目標，才能激發起廣大猶太人的感情動力。於是他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觀點，並成為「熱愛錫安山運動」的領導人。
儘管平斯克《自我解放》的小冊子產生的影響比海斯的著作大得多，但它仍然還是限於一定的範圍之內，讀到它的人不多。受平斯克影響而組織起來移居巴勒斯坦的東歐猶太人數量不多，而且更多地是一種實驗性質的小團體行動。
「熱愛錫安山運動」
19世紀中後期，除了摩西·海斯和列奧·平斯克，還有一批猶太思想家也提出了類似或相近的猶太復國主義理論，如卡利舍爾拉比的宗教復國理論、斯摩棱斯金的民族復興理論、比恩鮑姆的政治—宗教學說、阿哈德·哈阿姆的文化猶太復國主義以及赫茨爾的政治猶太復國主義等等。幾乎在同一時期，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這麼多的猶太知識精英不約地而同對猶太民族的前途進行思考和探索，提出了相近或相似的理論學說，既說明瞭當時猶太人問題的緊迫性，同時也證明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興起的必然性。
受平斯克《自我解放》一書的影響，1882年，一些俄國猶太人成立了一個「錫安山熱愛者」（Hibbat Zion，也有人音譯為「希巴特錫安」）協會，號召猶太人組織起來向巴勒斯坦移居。在平斯克接受了將巴勒斯坦作為定居復國的目標之後，他被邀請擔任這個協會的主席。1884年，「錫安山熱愛者」協會在波蘭的上西里西亞的卡托維茨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與會代表決定籌集資金，援助猶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定居。大會還決定在華沙和敖德薩等地建立分支機構。後來，「錫安山熱愛者」又召開了幾次代表大會，於是，一個被稱為「熱愛錫安山運動」的早期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興起了。
「熱愛錫安山運動」的活動主要是建立和發展組織，創辦刊物，宣傳返鄉復國思想，並與同化論者展開論戰；推動希伯來語的復興和普及；同時募集資金，組織猶太人集體移居巴勒斯坦，幫助移居者在當地購買土地，開展墾殖活動等。在成立後幾年裡，「熱愛錫安山運動」在俄國和東歐發展很快，其分支協會從幾個增加到上百個，成員人數也多達一萬多人。參加這一運動的既有受民族主義思想影響的世俗知識分子，也有堅持猶太教正統思想的宗教人士，還有一部分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的激進青年。最早組織集體移居巴勒斯坦的團體「比路」也屬於「熱愛錫安山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熱愛錫安山運動」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為後來政治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大規模興起奠定了基礎，並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培養了一大批骨幹力量。20世紀前期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在早期幾乎都參加過「熱愛錫安山運動」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