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礦業發展概況

支柱性產業最早可追溯至西班牙殖民時期。緩慢，並不是印加帝國謀取財富的主要工具。以出口為目的的礦業真正成為秘魯經濟發展的 不過，當時的秘魯仍是一個典型的農業文明國家，經濟發展主要依賴農業，礦業發展較為1技術。印加帝國時期，印第安人廣泛開採銅、錫、鉛、銀和金礦，並掌握很高的冶煉技術。」秘魯採礦歷史悠久。據文獻記載，「早在印加帝國時代以前，當地居民就有採礦和冶煉

（一）殖民地時期

殖民地時期，西班牙殖民者對拉丁美洲地區的金、銀等貴金屬進行了大肆掠奪。因為勘探及冶煉技術有限，西班牙王室在殖民地的金礦開採並不順利，除智利中部和新格蘭納達的個別部分外，發現的礦藏並不豐富，且獲利不高。2在此情況下，西班牙殖民者將主要精力集中在銀礦開採上。幸運的是，16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殖民者先後在新西班牙總督轄區的米卻肯、瓜納華托等地區以及秘魯總督轄區的波多西地區（今玻利維亞地區）發現大量銀礦。上述銀礦的發現使得西班牙殖民者對拉丁美洲地區銀礦開採的熱情不斷高漲。

1555年前後，西班牙殖民者在秘魯的卡斯特羅維雷納地區發現新的銀礦。不過，與墨西哥和玻利維亞相比，秘魯當時所能勘探到的銀礦數量並不豐富。殖民者在該國最大的收穫是1563年在萬卡維利卡地區發現的水銀。3水銀之所以受到殖民者重視，主要是因為水銀是銀礦提煉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殖民地時期，銀礦開採出來之後，需要使用汞齊化法進行提煉，最終才能得到真正的白銀，而汞齊化法最關鍵的材料便是水銀。秘魯萬卡維利卡地區水銀礦儲量極其豐富，基本能夠滿足南美洲地區銀礦開採的需求。此後，萬卡維利卡地區逐漸成為西班牙美洲地區的三大水銀供應地之一。

殖民地時期，西班牙宗主國沿用了印加帝國時期實行的「米塔制」，並將其變成一種強迫征派的徭役制度，用以強制礦區周邊的印第安人到礦山工作。「根據該制度，印第安人每年需向殖民當局提供成年男性居民總數的4%（在墨西哥）-14%（在秘魯），從事強制性勞役，勞役的主要內容為開採礦產。」4以萬卡維利卡的「米塔制」為例，「在17世紀20年代，秘魯每年大約需要徵調2200名印第安人，到萬卡維利卡的水銀礦山進行工作。」5這些被徵調來的印第安人生存以及工作條件極其惡劣，絕大多數印第安人因不堪忍受虐待而自殺。

由于殖民者的掠夺性开采，到独立战争前夕，秘鲁许多矿产资源丰富的矿区已接近枯竭，采矿活动大大衰落。

（二）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821-1960）

獨立戰爭的爆發並沒有改變秘魯殖民地時期的經濟發展模式。獨立後，秘魯在制度慣性的作用下，繼續實施著殖民時期西班牙為其制定的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戰後初期，由於「米塔制」被廢除，礦井積水，水銀產量顯著減少，秘魯採礦業陷入了衰退期。619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受國際市場對鳥糞需求激增的影響，秘魯迎來了獨立以來首次出口經濟繁榮期。「自獨立以來便處於衰落狀態的採礦業，在鳥糞時代「鐵路建築熱」的影響下，重新欣欣向榮。」7在這段時間內，秘魯不斷有新的礦山進行投產，礦產品出口種類逐漸增多，銅礦、硝石礦逐漸成為新的經濟成長點。此外，這一時期，「政府還採取了一些促進礦業發展的措施，諸如：1）1876年，開辦工程師學校；2）1877年，修改礦業法，次年，礦區便增加到了1512個，」8政府的上述舉措為礦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19世紀後二十年，受第二次產業革命影響，自然資源豐富的秘魯成為西方國家的原料掠奪地和資本傾銷地。這一時期，大量外國資本以直接投資的形式迅速滲透進秘魯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並逐漸掌握絕對控制權。從礦業部門來看，絕大部分礦山被美國資本家掌控。以銅礦為例，1896年，美資控股的卡薩帕爾卡銅礦公司成立，獲得了儲量較為豐富的卡薩帕爾卡銅礦的開採權。1902年，美國控股的塞羅德帕斯科銅礦公司成立。上述兩大公司在20世紀初基本掌握了秘魯92%的銅礦生產。9到1930年時，美國控股的塞羅德帕斯科公司、「北方秘魯礦業公司」和「釩公司」基本控制了秘魯97%的礦產品出口。10在美國資本的推動下，秘魯在這一時期所開採的礦產品種類愈發多樣化，除金、銀、銅、水銀等傳統礦產品外，鉛、鉬、鎢、鎳、硫磺、硼砂和釩等非傳統礦物也得到了大量開採。11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國際市場對初級產品的需求迅速銳減，秘魯「礦石原料的開採和出口急劇下降，銀的開採量減少三分之二，銅的出口減少一半多。」12受此影響，秘魯礦業乃至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戰後50年代，美國由於發動侵朝戰爭，急需大量有色金屬，因此，不斷擴大對秘魯礦業的投資。。在國內，秘魯政府於1950年頒佈「礦業法典」，鼓勵私人進行礦山開採活動。」13在此情況下，秘魯的採礦業獲得極大的發展。「20世紀50至60年代，秘魯礦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2.9%。」14 「到1962年時，秘魯已經成為世界第六大銅產國，第五大鉛和鋅產國。」15

（三）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發展階段（1963-1980）

六十年代，秘魯政治經濟社會形勢全面惡化。1968年，以胡安·貝拉斯科為首的軍官集團發動政變，上臺執政。軍政府執政後，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以「土地改革和外資企業國有化」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在此背景下，貝拉斯科政府先後將國內大部分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在此基礎上建立相應的國有企業。從礦業部門來看，「軍政府在1973年徵收了塞羅德帕斯科公司，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秘魯中部礦業公司，1975年徵收了瑪律科納礦業公司，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秘魯鋼鐵公司。」16在這一時期，「軍政府共徵收了3100個礦山租讓地，」17軍政府本想憑藉國有化改革，建立本國自己的現代化工業體系，降低對外資的依賴，使本國經濟擺脫外國資本的控制，但是，最終卻導致國內的私人投資也大大減少，經濟發展不斷衰退。從礦業部門來看，「1968年國有化運動前，礦業生產可以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8.7%，到1975年下降到6%。」18

此外，秘魯政府還在此期間頒佈了《礦業總法》來代替《礦業法典》。「雖然該法明文規定除所得稅外，不得再對礦業公司徵收其他稅項，但是政府卻違反法律，從1976年開始實行另一套稅收制度，對礦產品徵收17.5%的出口稅，對礦產品銷售實行國家壟斷。在此情況下，許多小型礦山因為稅收壓力和資金不足紛紛倒閉。」19在整個70年代，秘魯的採礦業增長都非常緩慢。

（四）新自由主義模式發展階段/再初級化階段/新採掘主義時期（1980-至今）

70年代末，軍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澈底走到盡頭，在沉重的債務危機以及由此導致的社會動盪的壓力下，軍政府將權力重新交還給文人政府。文人政府上臺後，重新轉回外嚮型經濟發展模式，愈發重視出口以及外資對本國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從礦業部門來看，在80年代，由於世界礦產品價格較為低迷，秘魯礦產品生產及出口並未出現實質性的增長。

但是，進入90年代後，隨著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改善，秘魯採礦業重新煥發活力，並且逐漸成為拉動該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具體而言，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看，冷戰結束後，美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不僅為其對外投資擴張和產業轉移創造了條件，而且還推動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情況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五方面：1）「貿易自由化的範圍迅速擴大，全球統一大市場逐步形成；2）金融國際化的進程逐漸加快，時間、地域、國界對資本流動已越來越不成為障礙；3）生產網路化的體系正逐步形成，作為經濟全球化載體的跨國公司的數量日漸增多；4）跨國投資的現象越來越發展。1970年國際間直接投資數額為400億美元, 1997年已達到4萬億美元；5）區域集團化的趨勢正加速發展。」20世界經濟在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後，各國經濟相互交織、相互融合、相互依賴、相互滲透 , 全球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可分割、分解、分離的整體。

從秘魯國內環境來看，藤森執政後，加大對本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力度，進一步削弱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愈發重視私人投資，特別是外國資本對本國經濟的推動作用，先後頒佈了《外商投資促進法》和《加強私人投資法律框架法》，授予外國投資者多項權利，明文規定外國資本享有國民待遇，政府無權對外國投資者以國籍、所從事行業或經濟活動類型、地理位置等，抑或以價格、非關稅措施、稅收、公司組成、自然人或法人等問題上設置限制。此外，藤森政府還將採礦業視為振興經濟，並融入國際市場的突破口，將勘探和開採礦床的權利私有化（將生產單位從國家轉移到私營部門），21並對礦業法律體系進行了相應完善，相繼頒佈《礦業總法》、《採礦活動環境保護條例》、《採礦權利金法》、《礦山閉坑法》等法律規範。受國際經濟環境以及藤森政府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影響，大量外國資本流入該國採礦業部門，從而推動了採礦業的蓬勃發展，並使其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研究結果表明「90年代前半期，秘魯金屬礦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7.1%，後半期猛增至9.1%。在這一時期，礦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達到了6%，礦產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60%，採礦業所吸引到的外資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21%。」22

進入21世紀後，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崛起的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拉丁美洲地區，特別是南美地區一些國家受此影響，再次陷入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與該地區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所實行的初級產品出口發展模式不同的是當前政府會通過特許權使用費或稅收機制等手段來管制採掘資本，以將採掘部門收入所得最大限度地留在國內，用於推進反貧困計畫或社會正義領域的其他類型的計畫，19從而改善民眾生活。從該方面來看，當前拉丁美洲地區所實行的初級產品出口模式更像是對之前初級產品出口模式的某種改良。也有學者稱這種發展模式為採掘主義（Extractivismo）發展模式。根據政府對採掘經濟的干預程度，他們又將拉丁美洲地區當前所實行的採掘主義發展模式分為新自由主義-採掘主義（Extractivismo neoliberal）發展模式和新採掘主義（Neoextractivismo）發展模式。新自由主義-採掘主義發展模式主要指的是在21世紀初期，秘魯，哥倫比亞和智利等政府執政的國家所實行的一種初級產品出口經濟發展模式。在這些國家，政府以特許權使用費和稅收的形式不斷加強對碳氫化合物以及礦業等採掘部門的控制。新採掘主義發展模式主要指的是在21世紀初期，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等激進左翼政府執政的國家所實行的一種初級產品出口經濟發展模式。與新自由主義-採掘主義發展模式不同的是，在這些國家，政府對採掘經濟部門的控制更加嚴格，碳氫化合物以及礦業部門等採掘產業基本上被國有化。23

作為一個典型的新自由主義-採掘主義國家，秘魯採掘的主要原材料是礦產品。從其出口商品結構來看，該國出口的商品雖然較為多元化，但是礦產品仍然是其主要的出口產品，出口額占到了總出口額的60%以上。在此情況下，採礦業就成為了該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From:孫彥超. 秘魯礦業衝突現象研究[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21.DOI:10.27642 /d.cnki.gskyy. 2021.00011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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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徐世澄、白鳳森：《秘魯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82頁。 ↩︎
  5. 【英】萊斯利·貝瑟爾主編，《劍橋拉丁美洲史（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組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29頁。 ↩︎
  6. 【英】萊斯利·貝瑟爾主編，《劍橋拉丁美洲史（第五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組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558頁。 ↩︎
  7. 【英】萊斯利·貝瑟爾主編，《劍橋拉丁美洲史（第三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組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613頁 ↩︎
  8. 徐世澄、白鳳森：《秘魯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66頁。 ↩︎
  9. 【英】萊斯利·貝瑟爾主編，《劍橋拉丁美洲史（第五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組譯， ↩︎
  10. 韓琦主編：《世界現代化進程·拉美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6頁。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613頁。 ↩︎
  11. 徐世澄、白鳳森：《秘魯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66頁。 ↩︎
  12. 徐世澄、白鳳森：《秘魯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66頁。 ↩︎
  13. 徐世澄、白鳳森：《秘魯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67頁。 ↩︎
  14. 徐世澄、白鳳森：《秘魯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67頁。 ↩︎
  15. 【美】弗雷德里克·B·派克：《秘魯近代史》，遼寧大學歷史系翻譯組譯，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16. 徐世澄、白鳳森：《秘魯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67頁。 ↩︎
  17. 李春輝等主編：《拉丁美洲史稿（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第487頁。 ↩︎
  18. 徐世澄、白鳳森：《秘魯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67頁。 ↩︎
  19. 徐世澄、白鳳森：《秘魯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68頁 ↩︎
  20. 韓西林：《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載《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2003年,第1期，第95頁。 ↩︎
  21. Leonidas Wiener Ramos, 「Gobernanza y gobernanbilidad: El caso Las Bambas」, Cooperaccion,2018,pp.37. ↩︎
  22. José de Echave C.,「Tendencias de la minería y escenarios de transición al post extractivismo: el caso peruano」,Ecuador Debate, abril de 2011, pp.118. ↩︎
  23. Carlos Monge,“ Extractivismo, Neo Extractivismo y Post Extractivismo Un Debate Impostergable en América Latina”,agosto,2012,pp.7-8.https://www.redge.org.pe/sites/default/files/Extractivismo%2C%20Neo%20Extractivismo%20y%20Post%20Extractivismo%20en%20America%20Latina%20%281%29.pdf [2021-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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