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國後的前30年裡，以色列國家和社會基本上仍然繼續沿著建國前的猶太復國主義路線發展，在意識形態上強調社會主義、世俗主義以及平等主義。然而，隨著老一代領導人退出政治舞臺，隨著大批來自亞非的新移民的到來，以及隨著以色列通過戰爭占領了大片阿拉伯領土，以色列社會也就開始逐漸由猶太復國主義向「後猶太復國主義」時代轉變。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實現了其最主要的目標—建立猶太民族國家—之後，也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開始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建國前和建國初期的許多特色也逐漸從以色列國家和社會中消失。從70年代後期起，以色列出現了一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多元化的趨勢，民族（國家）主義、教權主義以及個人主義的影響日益增強。
「鷹派」與「鴿派」之爭
早在十月戰爭爆發前，在關於如何處理被占領地區的問題上，以色列國內就已存在著「鷹派」與「鴿派」之間的重大分歧。由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宗教黨派組成的鷹派勢力從民族、宗教感情，以及從地域安全的角度出發，要求儘快正式兼併約旦河西岸等占領地區；而由左翼黨派、雙民族主義者構成的鴿派則認為維持占領的代價高昂，而且如果兼併占領地區，當地100萬阿拉伯居民的高人口出生率將會使以色列成為一個阿拉伯人佔多數的國家，因此他們認為要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要保證以色列國的猶太性，就應該儘快放棄被占領土，用「領土」向阿拉伯人換取「和平」。處在鷹派與鴿派之間的工黨政府左右為難，騎虎難下，只好維持著這種既不兼併、又不撤軍的占領政策。
1973年戰爭使被占領土問題又一次凸現出來。保持對這些地區的占領，是使以色列更安全，還是使以色列更危險？鷹派和鴿派又一次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但結果看起來似乎鴿派觀點對人民的影響更大一些。11月中旬一個社會研究機構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是四分之三的以色列人都表示願意放棄1967年戰爭中所占領的全部或者絕大部分土地，以換取和平。民眾的這一態度也對當時正在展競選的各黨派產生了影響，工黨在其競選綱領中便表示可以在領土問題上作出讓步，一些右翼政黨也提出可就領土問題與阿拉伯國家進行「直接談判」。
然而，近幾年來一些巴勒斯坦組織針對以色列人的恐怖活動又從另一個方面加強了鷹派的立場。例如，1970年連續有幾架進出以色列的飛機遭到劫持和爆炸；1972年5月恐怖分子在特拉維夫羅得機場用手槍狂射，當場打死26人，打傷72人；當年9月，9名以色列運動員在慕尼黑參加奧運會遭到綁架並被殺害；1972—1973年以色列駐國外的多處機構遭到爆炸和襲擊，等等。不少人贊同鷹派的觀點，認為如果以色列當局一味軟弱退讓，只會鼓勵更瘋狂的恐怖主義活動。
利庫德集團的建立
加哈爾集團1965年組成後不久，其內部就發生了分裂。以薩繆爾·塔米爾為首的一些黨員反對加哈爾集團上層在領土問題上的僵硬立場，要求對阿拉伯人採取和解政策。這一部分人退出了加哈爾集團，於1967年3月另組建了一個「自由中心」，並在1969年的第七屆國會大選中獲得了2個席位。加哈爾集團在此次大選中仍保持了26個席位，與上屆國會持平。大選後組建的民族團結政府中，加哈爾集團佔有6個部長職位，貝京仍擔任不管部長。1970年8月，因梅厄政府同意接受「羅傑斯計畫」，加哈爾集團退出了內閣，再次成為反對派。
對阿政策和領土問題一方面引起了加哈爾集團內部的分裂，但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加哈爾集團與其他右翼力量的聯合。這一時期主要的右翼黨派包括從馬帕伊、統一工人黨和勞工聯盟中分裂出來的「大以色列勞工運動」，以及1968年成立的國家名單黨，這些黨派的基本主張都是要求對阿拉伯國家採取強硬立場，吞併所有的被占領土。在前將軍阿里爾·沙龍等人的奔走促進下，1973年9月，加哈爾集團、大以色列勞工運動、國家黨和自由中心實現了聯合，組成了右翼議會黨團—利庫德集團（Likud，希伯來語意為「團結」）。1969年工黨聯盟的建立和1973年利庫德集團的建立，標誌著以色列政壇正式形成了左右兩大政黨對峙的局面。
利庫德集團的政治綱領主要包括：1）把以色列的主權擴大到占領地區，對英國委任統治時期的巴勒勒斯坦全境（即包括外約旦）保留提出要求的權利；2）改善以色列「落後居民群體」成員的經濟和社會狀況；3）給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非猶太人以公民權利；4）強調猶太意識，尊重猶太傳統價值和宗教。它近期的直接目標是取得大選的勝利。由於利庫德集團強調占領地區與以色列是不可分割的，從而滿足了堅持「大以色列」的民族主義者的要求，同時它強調了「落後居民群體」—東方猶太人的利益，因而在下層群眾中贏得了廣泛的支持。
戰爭責任調查和梅厄政府的垮臺
儘管以色列在十月戰爭中最終仍在軍事上取得了優勢，但也付出了比前兩次戰爭慘重得多的代價。戰爭使公眾看到了工黨政府這種保持現狀、無所作為手法的僵硬與無能。鴿派人士認為，戰爭從反面證明了他們要求撤出被占領土主張的正確性；而鷹派人士則認為，正是政府這種妥協、軟弱的傾向鼓舞了阿拉伯國家的「侵略」。總之，梅厄夫人領導的工黨政府再一次成了眾矢之的。
戰爭剛一結束，民眾中蓄積已久的怒火就爆發了。一批老兵走上街頭，要求調查戰爭責任，尤其是要求追究輕敵麻痹和情報失誤的責任。十月戰爭前，包括工黨聯盟在內的各個黨派正在進行競選，各黨的競選綱領都集中在社會經濟問題，而沒有將重點放在對外政策和被占領土問題上。工黨在其競選宣傳中甚至吹噓說：「和平的大門敞開著，約旦河上的橋梁開放著，我們的士兵守衛在蘇伊士運河邊的堡壘中和戈蘭高地的巡邏線上，我們的安全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穩固，我們的實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許多人認為，政府給了人民一種假象，實際上是在欺騙和麻痹人民。在各方壓力下，政府於11月18日任命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對戰爭初期失利的責任進行調查。
在調查進行的同時，因戰爭而被推遲的大選於12月重新進行。此時儘管人們對梅厄政府已相當不滿，但多數人對澈底拋棄工黨還沒有思想準備，而且他們對言辭激烈的貝京領導的利庫德集團能否駕馭當前的複雜局面也持懷疑態度。於是，便出現了1973年底選舉結果：工黨聯盟受到了嚴厲的懲罰，其議席從上屆的56席減少到51席，而利庫德集團卻從32席上升到39席，雙方的實力進一步接近。儘管工黨勉強保持了第一大黨的地位，但梅厄在組閣時卻更加困難，因宗教黨派拒絕入閣，最後只能同獨立自由黨一起組成一個少數派內閣（在國會中只有58個議席）。
在經過了近半年的聽證、調查之後，戰爭責任調查委員會於1974年4月2日公佈了調查結果的中期報告。該報告認為，戰爭初期失利的責任主要在情報部門和總參謀部，建議解除情報部長扎拉和總參謀長埃拉扎爾的職務，但對總理梅厄夫人和國防部長達揚的責任卻只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報告公佈後，埃拉扎爾立即宣布辭職，但國內輿論普遍認為，達揚對戰爭結果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到後來連工黨內部以及達揚的部下也要求達揚辭職。為了避免工黨的分裂，梅厄夫人於4月11日宣布內閣總辭職，同時也辭去了工黨總書記一職。工黨推出了兩位新人—伊扎克·拉賓和西蒙·佩雷斯—作為黨的領袖和總理職務的候選人。最後在中央委員會的投票中，拉賓以微弱優勢獲勝，成為工黨新領袖，並出任以色列第五任總理。
拉賓政府的內外政策
拉賓政府建立之初，有人曾預言它將是一個短命政府。但它並沒有像這些人所預料那樣很快垮臺，反而逐漸渡過難關，開始穩定了下來。從1974年到1977年，拉賓政府幾乎成功地完成了一屆政府的任期。為了擴大政府的社會基礎，拉賓一直在努力將宗教黨派拉入政府，以避免重蹈梅厄少數派政府的覆轍。最後在作出了決不放棄西岸和只有通過全民公決才能放棄西奈半島的承諾後，全國宗教黨才於1974年10月同意加入內閣。但是，在防務、外交和反恐怖活動等方面，拉賓內閣卻取得了有口皆碑的成績。在美國的調解下，拉賓政府同埃及於1975年9月達成了第二次脫離接觸協議，並獲得了美國的大量援助和保護以色列安全的承諾。1976年，美國向以色列提供了高達43億美元的援助和貸款，後又宣布取消向以出售尖端武器的禁令，並準備同以色列共同生產F-16式戰鬥機。
1976年6月28日，一架載有248乘客的法航班機（其中105名猶太人）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到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部分人被釋放後，大部分猶太乘客仍被扣為人質。如何解決這場危機，內閣中出現了意見分歧，拉賓堅持不向劫機者妥協，主張採取武力營救的辦法，並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經過周密的計畫和準備，以色列派出的特種部隊於7月4日在恩德培機場成功地解救了人質，恐怖分子全部被擊斃。此次成功的救援行動大大提高了拉賓政府的聲望，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十月戰爭以來國內的陰鬱氣氛。
但拉賓政府卻未能阻止自十月戰爭以來國內經濟的下滑勢頭，1973—1977年，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9％，而在60年代的平均年增長率一直保持在9％左右。經濟中的許多結構性問題都在十月戰爭後暴露了出來；另外由於戰爭需要，兵員不足，許多行業的專業技術人員不得不延長他們在軍隊中的服役期限，這一因素也影響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由於十月戰爭後蘇聯和法國向埃及、敘利亞提供了大量武器，以色列也不得不加大軍費預算。軍費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72年的21％猛增到1976年的47％。加上受世界性經濟衰退的影響，石油等進口物資的價格上漲，1976年以色列的財政赤字高達40億美元。要彌補這些赤字，一方面靠美國貸款，一方面只得靠通貨膨脹，通脹率從1973年的30％上升到1975年的40％以上。經濟狀況的惡化，導致了社會不滿情緒的上升，因此這一時期也是以色列社會中罷工和騷亂最頻繁的時期。
利庫德集團大選獲勝
拉賓政府一方面要對付民眾的不滿，另一方面還要對付工黨內部的矛盾和權力鬥爭。工黨內部除了存在著老一代人士同少壯派之間的矛盾外，還存在著各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在同拉賓競爭失利的佩雷斯在內閣中出任國防部長，拉賓在黨內的另一個對手阿隆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他們都有各自的政治主張，在黨內有一批支持者；已下野的達揚也在黨保持著很大的影響和勢力。拉賓的政治活動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掣肘。另外，一系列腐敗醜聞在新聞媒體中的披露也損害了工黨作為執政黨的形象。1976年下半年，以色列國家銀行總裁、住房部長、猶太工總醫療保險主任等人的貪汙、受賄案件先後曝光，極大地動搖了人們對工黨上層的信任。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偶然事件便輕易地導致了拉賓政府的垮臺。1976年12月一個星期五的下午，一批從美國訂購的F—15戰鬥機到達以色列，拉賓和一些部長出席了為迎接這批飛機而舉行的儀式。儀式結束時太陽已經落山，猶太教的安息日已開始。幾天后，以色列正教黨即在議會中以政府違反安息日教規為由對其提出不信任案，在進行表決時，已加入了內閣的全國宗教黨的全體議員棄權，從而使該動議獲得通過。拉賓只得宣布內閣辭職，並決定於1977年5月提前舉行大選。儘管拉賓在工黨內仍以微弱多數獲勝，作為工黨候選人爭取連任下屆總理。但是1977年3月，報紙又揭露了一條新聞：拉賓在任駐美大使期間，他妻子在華盛頓一家銀行開有兩個秘密的美元賬戶，這是一種違反以色列法律的行為。拉賓對此難辭其咎，只得於4月初辭去總理和工黨領袖的職務，由佩雷斯出任看守內閣總理並作為工黨候選人角逐下屆總理。這一連串的事件使公眾對工黨完全失去了信心。
1977年5月18日，以色列舉行了第九屆議會選舉，結果是執政已長達29年的工黨聯盟只獲得了32席，而貝京領導的利庫德集團卻獲得了43席，一舉贏得了大選的勝利。另外，伊格爾·亞丁領導的「爭取變革民主運動」獲得了15個席位，全國宗教黨的席位也從上屆的10席上升到了12席。這次大選的結果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在以色列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因而被稱為是一次「政治地震」。
貝京政府的組成
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Begin）於1913年出生在波蘭的布列斯特，1935年畢業於華沙大學法律系，早年曾領導過東歐的青年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貝塔爾。他於1942年移居巴勒斯坦，不久後就成為了猶太地下武裝伊爾貢的司令。由於在同英國人和阿拉伯人的鬥爭中堅持強硬立場並主張用暴力手段摧毁英國統治，他被一些人稱為「恐怖主義者」、「極端民族主義者」。以色列建國後，伊爾貢組織被解散，他創立了「自由運動」，1965年與其他中右翼政黨組成加哈爾集團，後發展為利庫德集團。29年來，貝京本人一直是右翼政黨的核心人物，作為反對派領袖在議會中同工黨聯盟分庭抗禮。由於他建國前後長期的政治軍事活動和重要地位，貝京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是一個幾乎與本—古里安齊名的人物。
1977年5月的大選結果，看起來似乎出人意料，實際上也反映了一種必然趨勢。在從1965年到1977年的四屆大選中，工黨聯盟的席位數在不斷下降，分別為63席、56席、51席和32席，而利庫德（加哈爾）集團的席位數卻在節節上升，分別為26席、32席、39席和43席。之所以出現這種趨勢，一方面固然是工黨本身日益保守僵化，不思進取，腐敗滋生，以及十月戰爭的責任，另一方面是以色列人口中來自東方的猶太人（塞法爾迪）增長較快，已超過了來自歐美的猶太人（阿什肯納茲），東方猶太人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對受歐美猶太人支持的工黨政府日益不滿，而利庫德集團的許多改革求變的政治主張正好滿足了他們的需要。利庫德集團的獲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贏得了眾多東方猶太人的選票。另外，利庫德集團在領土問題上堅持「大以色列」的強硬立場，也迎合了六天戰爭以後在國內激起的狂熱的民族、宗教感情。總之，正如一位分析者所說的，「人們厭倦了無所作為的工黨政府」，於是選擇了利庫德集團。
大選後，貝京很快便完成了組閣任務，以利庫德集團為核心的聯合政府於1977年6月20日宣誓就職。為了盡量擴大代表性，新政府中既包括了超級鷹派人物阿里爾·沙龍（任農業部長），也吸收了鴿派人士、前工黨成員摩西·達揚（任外交部長）。參加聯合政府的各黨在議會中共佔有63席，其中利庫德集團45席，全國宗教黨12席，正教黨和正教工人黨5席，達揚1席。10月，亞丁領導的「爭取變革民主運動」也加人了內閣，使貝京政府具有了更廣泛的政治基礎。
棘手的經濟社會問題
貝京政府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解決國內的突出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利庫德集團曾在其競選綱領中保證，執政後將實行自由經濟，平穩預算，把通貨膨脹控制在50％以下。新政府上臺後不久，便頒布了新經濟政策，其主要內容是取消外匯管制，取消進口補貼，出售一批國營企業。然而，長期積累起來的經濟問題卻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新經濟政策實施後，以色列經濟便出現了混亂和失控，貨幣自由政策使物價飛漲，到1980年底通貨膨脹率已高達130％。投資額和進出口額下降，失業率上升。到1980年6月，以色列的外債高達201億美元，超過了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而新政府大力推行的稅收改革計畫和出售國營企業的計畫卻因阻力重重而步履維艱。
由於同意聯合組閣的宗教黨派在本屆議會中擁有的席位多達17個，所以貝京政府在許多社會問題上向宗教黨派作出了更多的讓步，使本屆政府的宗教色彩空前濃厚。如嚴禁在安息日和其他猶太教節日工作和娛樂（包括國內航班的飛機也必須在安息日停飛），禁止婦女墮胎，禁止解剖尸體，發展宗教教育等。這類妥協讓步雖然滿足了宗教政黨的要求，但卻引起了眾多世俗主義者的抗議。
東西方猶太人之間的矛盾也在不斷加深。70年代以來，東方猶太人的政治意識逐漸增強，希望通過參政來爭取種族平等。1971年，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的一些年輕的東方猶太人模仿60年代的美國黑人成立了一個叫做「黑豹黨」的政治組織，其宗旨是消除在收入、教育、就業、住房、服役等方面對東方猶太人的不平等和歧視。該組織主要是以輿論宣傳和集會遊行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要求，但其成員對西方猶太人的機構、設施進行暴力攻擊的事件也偶有發生。黑豹黨參加了1973年大選，並獲得了0.7％的選票，但此後不久後就分裂了。其中一部分人1977年加入了「爭取變改民主運動」，另有一部分成員組成了「藍白豹黨」（因為以色列國旗有藍白兩色）。直到1981年大選，一些前黑豹黨成員仍通過加入泰米黨等其他黨派來表達其要求。
1981年，一家報紙刊登了一位29歲的中學教師、來自伊朗的察杜克的一篇講話，表達了以色列社會中東方猶太人的極端不滿，他說：「我要鞭笞你們（指西方猶太人），就像你們鞭笞我一樣。如果有機會需要我要向你們開槍，我會毫不猶豫、不受良心譴責地第一個開槍······」他的講話在報上發表後，震動了整個以色列。各城鎮的東方猶太人紛紛聲援察杜克，一些年輕人上街示威遊行。連內閣都中斷了正在進行的會議，一些部長認為，這是東、西方猶太人之間發生內戰的一個信號。後貝京政府採取了勸說、疏導的方式，才避免了一場衝突的發生。
在領土問題上的強硬立場
利庫德集團在領土問題上的態度非常鮮明，聲稱「以色列對猶地亞和撒馬利亞（即約旦河西岸）擁有永恆的、不可分割的權利」，並說「在大海與約旦之間將只有一個猶太主權國家存在」，政府將採取強硬的政治和軍事手段，以威懾和防止新戰爭的爆發，並要消滅巴解這一恐怖組織。同時，利庫德集團還號召以色列以及海外的猶太人到被占領土上去定居。
貝京政府對占領地區的政策主要由農業部長兼定居委員會主席沙龍執行。沙龍上任14天後便公佈了一個在西岸地區新建猶太定居點的所謂「沙龍計畫」，該計畫主要是設想沿西岸西部建立一條由中心城鎮和衛星城鎮構成的、縱貫西岸地區的人口走廊，另外還將在耶路撒冷城的東、南、北三面建立若干新定居點。按貝京和沙龍的設想，以色列最終將在西岸地區安置30萬猶太定居者。從1977年到1983年，以色列當局共在約旦河西岸修建了規模不等的定居點81個，在東耶路撒冷修建了11個，另外還分別在戈蘭高地和加沙地帶修建了12個和9個定居點。大約有4萬名猶太人在此期間移居到西岸地區。
從1967年到1980年，耶路撒冷的人口（包括阿拉伯人）從26萬增加到40萬，已超過特拉維夫成為以色列第一大城市。耶城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在以色列政府的鼓勵下，大批猶太人從國外或者以色列其他地方前來定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也在同期從6.5萬增加到12萬，這一方面是靠自然增長，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是從西岸各地搬遷來的。由於耶路撒冷地位的敏感性，貝京政府採取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在該城東部興建定居點的「事實兼併」。但極端民族主義者對此並不滿意。1980年7月，極右翼的泰西亞黨議員蓋拉·科亨提出一項議案，要求正式宣布「統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恆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儘管國際輿論反應強烈，以色列議會仍以69票對15票（3票棄權）通過了該項法案。在貝京的支持下，1981年底議會還通過了在戈蘭高地實施以色列法律的議案，完成了對戈蘭高地的「法律加事實的兼併」。
受利庫德政府強硬領土政策的鼓勵，代表以色列極右翼的狂熱民族、宗教勢力一時間大行其道。1974年2月成立的信仰者集團（GushEmunim）最初是一個從全國宗教黨中分離出來的政治組織，後來它宣稱自己是一個利益集團而非政黨，主要是從事在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定居活動。信仰者集團的主要領導人是摩西·萊溫格爾拉比，成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西方國家的新移民，而且其中又是以年輕人居多。1977年以前，信仰者集團在西岸的多數定居活動都被工黨政府宣布為非法行為，有的還遭到軍警的取締。但利庫德集團執政後，對信仰者集團的在西岸的定居活動採取了默認或者鼓勵的態度，致使信仰者集團在兩、三年內就建立了好幾個定居點。另一個極右翼政黨卡赫黨（意為「就這樣幹」）不但鼓吹猶太人在西岸和加沙定居，而且還主張將所有阿拉伯人全部趕走。由於該黨赤裸裸地宣揚民族仇恨和鼓吹暴力，於80年代末被取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