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大選
1983年9月貝京突然宣布決定辭職，自由運動黨根據貝京提議，推選伊扎克·沙米爾為該黨以及利庫德集團新領導人，並就任以色列第八任總理。沙米爾出生於波蘭，1935年移居巴勒斯坦，早年曾參加過伊爾貢、萊希等右翼軍事組織，1970年進入政界，擔任過議會議長職務，1980年達揚辭職後接任貝京內閣外交部長。沙米爾在領土問題上立場十分強硬，甚至反對同埃及媾和，是有名的鷹派人物。
沙米爾一上臺就面臨著兩大難題：一）以色列軍隊繼續陷在黎巴嫩泥潭中難以脫身，作為占領者的以軍常常遭到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武裝分子的襲擊，傷亡人數不斷增加。在整個侵黎戰爭中，以軍陣亡人數為654人，受傷人數為3873人。國內不斷發生反戰和要求撤軍的遊行示威；二）經濟形勢嚴重惡化，黎巴嫩戰爭的耗費高達20多億美元，每天約需100萬美元。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1983年10月一度高達400％，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以致人們對以色列貨幣謝克爾完全失去了信心，出現擠兌美元的狂潮，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被稱為「經濟贖罪日戰爭」。儘管沙米爾採取了一些措施來穩定局面，但政府的信任危機仍在不斷加深。1984年3月，在議會中有三個席位的泰米黨，因「對政府拯救經濟困難的能力失去信心」，宣布退出聯合政府，另有2名議員也對工黨關於提前大選的動議給予支持。就樣就使沙米爾政府因在議會中成為少數而垮臺。
大選於7月23日舉行，結果是工黨聯盟獲得44席，利庫德集團獲得41席，工黨終於在1977年失敗之後重新戰勝利庫德集團，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但從某種意義來說，工黨聯盟在此次大選中也是失敗者，因為它獲得的議會席位數也比上屆議會少了3席，只不過利庫德集團喪失的席位數更多（7席）。兩大政黨集團丟失的選票被眾多的小黨獲得，這反映出人們對兩大政黨都沒有太大的信心；一些新黨派進人議會，使以色列政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
兩大政黨聯合組閣
1984年8月5日，即第11屆議會大選後的第13天，赫爾佐克總統同議會中各政黨協商後，決定由議席最多的工黨聯盟出面組閣。按照以往的情況，以工黨聯盟或者利庫德集團為主，再拉包括宗教黨派在內的幾個小黨就可達到超過議會半數的61席，組成新政府。但是在此次大選中，工黨聯盟只得到44個席位，比利庫德集團僅多3席，距組成政府的最低要求還差17席。工黨經過努力，爭取到了公民權利運動、變革運動和共產黨等四個小黨的支持，擁有56個議席，但達不到組閣所需的席位。
利庫德集團見工黨聯盟無法組成政府，便試圖由自己來出面組閣。它爭取到了沙斯黨、泰西亞黨、以色列正教黨等一些右翼宗教黨派的支持，使佔有的議席數達到了54席，但也達不到半數以上的執政要求數。在此情況下，工黨領袖佩雷斯提出兩大政黨集團就組成全國聯合政府進行談判。在談判中，利庫德集團在占領地區修建猶太定居點、從黎巴嫩撤軍等問題上態度強硬，致使在三個星期的組閣期限已滿時雙方仍未能達成協議。在延長的組閣談判時間裡，佩雷斯和沙米爾又在權力分配上進行了激烈的討價還價，最後終於在8月30日達成了建立全國聯合政府的協議。
新的聯合政府與1967年曾建立的民族團結政府不同，它不再由工黨主導，而是建立在兩大政治集團平等的基礎之上。協議規定：佩雷斯和沙米爾輪流擔任總理，先由佩雷斯在前25個月裡任總理，沙米爾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25個月後兩人再對換職務；在由24人組成的內閣中兩大集團各出12人；國防部長一職在4年中一直由工黨成員拉賓擔任。經過50多天艱苦而漫長的談判，兩大政黨都作出了妥協，從而建立了這種獨特的執政模式。一位評論者說：「這種執政方式在以色列甚至在世界議會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9月14日，新政府正式成立，佩雷斯就任以色列第九任總理。
西蒙·佩雷斯1923年出生在波蘭，11歲時全家來到巴勒斯坦，在一個基布茲中生活。他很年輕時就參加了工黨，並在哈加納中服役。他是本—古里安堅定的追隨者，在32歲時便被提本—古里安提拔為國防部辦公廳主任。1974年梅厄政府辭職後，他在同拉賓角逐工黨領袖的鬥爭中敗北。拉賓政府垮臺後，他被推為工黨新領導人，但卻在1977年的大選中輸給了貝京。在又經過了7年的奮鬥之後，他終於登上了總理的寶座。佩雷斯在對阿拉伯政策和領土問題上，一直持溫和態度，被認為是典型的鴿派人物。
國際形象的逐漸恢復
從黎巴嫩撤軍後，以色列的國際形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1986年，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持強烈批評態度的英國首相柴契爾首次對以色列進行了正式訪問。同一年，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也採取措施同以色列恢復了大使級外交關係。在非洲國家中，扎伊爾首先在1982年5月同以色列恢復了外交關係，接著1983年8月利比理亞也恢復了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在隨後的幾年裡，肯雅、烏干達、中非、象牙海岸、喀麥隆、多哥、埃塞俄比亞都紛紛恢復了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
70年代末以來，中東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以色列和美國的關係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1979年伊朗巴列維王朝的倒臺，美國長期以來實行的「兩根支柱」的中東戰略受到沉重打擊；而與此同時蘇聯則通過入侵阿富汗加緊了對中東地區的擴張，同美國進行爭奪；1980年兩伊戰爭的爆發，使整個西方世界的石油供應受到威脅。在此情況下，1981年上臺的雷根政府更加重視以色列在中東地區對維護美國利益的作用。雷根認為，以色列是中東地區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美國的盟友，是美國在中東地區一筆重要的「戰略資產」，因此美國有必要同以色列正式結為同盟關係。
1981年9月，剛獲得連任的以總理貝京率外長沙米爾、國防部長沙龍等人訪問美國，同雷根總統舉行了會談。雷根了重申美國將繼續承擔保證以色列和平與安全的義務，雙方同意正式簽署一項戰略合作協議。11月30日，以、美簽署了《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從而使雙方正式結成了特殊的戰略同盟關係。兩國一致同意在共同安全關係的基礎上加強戰略合作，以遏制蘇聯對中東地區的威脅。雙方將進行軍事合作，彼此提供軍事援助，聯合舉行軍事演習，並設立若干聯合計畫和機構。1986年5月，以色列作為非北約成員國參加了美國的「星球大戰」計畫。1988年4月，以美又簽署了一項新的、內容更為廣泛的《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使雙方的戰略盟友關係進一步明確和深化。
以美同盟關係包括兩國在經濟、政治、戰略和外交等領域的特殊聯繫，雙方還在交換學術情報和軍事情報以及反恐怖活動等許多方面進行合作。美國的軍事援助確保了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的軍事優勢。以色列每年可得到美國大約30億美元的防衛和經濟援助，以色列出現嚴重經濟危機時，更是離不開美國的支持和援助。例如，1985年美國取消了以色列10億美元的債務，同年給予，以色列的援助高達39.5億美元。美國的一些州還與以色列達成了從文化到農業的各個領域的「地區間」合作協議。據統計，在1980—1988年間，以色列從美國共得到252.06億美元的援助。
「摩西行動」
1985年1月，新聞界透露出一個驚人的消息，以色列正在秘密地進行一次代號為「摩西行動」的空運行動，把大批埃塞俄比亞的黑猶太人經蘇丹運送到以色列。美國《紐約時報》在評論這一消息時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多的黑人不是作為奴隸，而是作為自由人被運送到另一個國家。這些黑人在埃塞俄比亞被人們稱為「法拉沙人」，意為「外來人」或是「陌生人」。他們的起源至今仍是一個謎。據法拉沙人自己稱，他們是陪同所羅門王和示巴女王的兒子米涅利克王返回埃塞俄比亞的古代猶太人的後裔。另有一種說法稱他們是古代猶太人「十個遺失的部落」中的一部分。但多數人類學家認為，他們是當地的一個部落，在歷史上受阿拉伯半島南部猶太人影響而皈依了猶太教。以色列建立並頒布了《回歸法》之後，有些猶太團體就不斷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允許埃塞俄比亞的這些黑猶太人移居以色列。但也有不少人對他們到底是否屬於猶太人存有疑問，因此，以色列當局對此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態度。
1973年中東十月戰爭後，埃塞俄比亞與其他一大批非洲國家一道同以色列斷交。1974年埃塞俄比亞發生了軍事政變，海爾·塞拉希皇帝被推翻，成立了共和國。新的軍政府宣布只有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為合法宗教，包括猶太教在內的其他所有宗教均為非法。隨後，埃塞俄比亞因乾旱又發生了幾次饑荒，總數共約2.8萬人的法拉沙人處境日漸艱難。1975年，耶路撒冷的東方猶太人大拉比宣布，經過對法拉沙人所信仰宗教的教義、禮儀和習俗的考察，可以確定他們屬於猶太人，並呼籲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救助法拉沙人。在宗教界的要求下，當年以色列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宣布同意法拉沙人根據《回歸法》移人。此後，就開始陸續有少量的法拉沙人通過各種途徑移入以色列了。
從1977年起，包括許多法拉沙人在內的大批埃塞俄比亞人為了逃避饑荒和戰亂，紛紛越過邊境逃入蘇丹，作為難民棲身在難民營里。不久後，以色列開始通過美國與蘇丹政府進行秘密談判，要求把這些難民中的法拉沙人接到以色列來。以美國答應給蘇丹經濟援助為條件，蘇丹總統尼邁里同意讓以色列前來把這些黑猶太人空運走。但他要求此事必須嚴格保密，因為蘇丹當時是同以色列敵對的伊斯蘭國家陣營中的一員，此事傳出去就會危及尼邁里的政治地位。於是，從1981年開始，陸續就有一些法拉沙人開始被秘密地空運到以色列了。然而，由於要保密，再加上技術原因，空運進行得很緩慢。
但是，由於逃出埃塞俄比亞時經過艱苦的長途跋涉，加上難民營里居住擁擠和食品、藥品嚴重不足等惡劣的生活條件，不斷有法拉沙人在難民營中死去。而且在難民營里，後來還發生了其他埃塞俄比亞難民迫害和攻擊法拉沙人的情況，認為是他們帶來了饑荒和傳染病。到1984年，這批法拉沙人的情況已變得相當糟了。
以色列當局認為如果不採取緊急救援行動，數千名法拉沙人就可能會在難民營中死去。1984年11月，在一家比利時猶太人開的航空公司協助下，以色列政府實施了代號為「摩西行動」的大規模空運法拉沙人的計畫。之所以將其稱為「摩西行動」，是因為人們希望就像古時候摩西把猶太人帶出埃及一樣，也把這些埃塞俄比亞黑猶太人救出苦難的深淵。從1984年11月底到1985年1月初，大中型飛機一共從蘇丹的喀土穆國際機場起飛了35架次，把7，000多法拉沙人運送到了以色列。但是，當新聞界披露了這一消息後，蘇丹政府立即下令停止空運，「摩西行動」也就中止了。
由於蘇丹難民營中還有1，000多名法拉沙人，以色列再次通過美國與蘇丹尼邁里政府協商。尼邁里在獲得一些追加援助的條件下，同意由美國人出面空運這批難民，但不允許以色列人參與此項行動。1985年3月下旬，這1，000餘名法拉沙人也被用美國飛機送到了以色列。至此，逃到蘇丹的黑猶太人基本上先後都被送到了以色列，總數大約有1.3萬人。埃塞俄比亞國內還剩下的萬餘名法拉沙人到90年代初也被接運到了以色列。
穩定經濟的努力
如果說佩雷斯1984年9月上臺執政時以色列的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這並不過分。利庫德集團執政七年後，留下了一個糟得不能再糟的經濟爛攤子：外債幾乎翻了一番，從125億美元上升到230億美元；年通貨膨脹率已突破400％大關；外貿赤字也累計達到50多億美元。經濟情況的惡化，一方面是以色列的經濟結構長期積累下來的問題，如企業效率低下、公共支出過大等，另一方面與利庫德集團的政策有直接關係，如在占領地區無節制地修建定居點，每年要耗費大約20億美元；軍費開支1984年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22％。
佩雷斯領導的全國聯合政府上臺後，採取了一系列穩定經濟的措施：首先是通過調整銀行利率和匯率、凍結物價和工資等手段阻止通貨膨脹率繼續上升，將謝克爾大幅度貶值，取消工資與與生活費指數掛鉤。其次是調整預算，緊縮開支，增加稅收，削減10億美元的行政支出，大幅度壓縮對燃料、食品等項目的補貼等。第三是對國營企業和猶太工總下屬的企業進行重組和調整，提高其經濟效益，經過努力，以色列航空公司、海運公司等企業長期虧損的情況開始得到扭轉。另外，就是加強對外貿易，1985年以色列同美國簽訂了《以一美自由貿易區協議》，1986年同歐共體也簽訂一個旨在擴大雙邊貿易，減少貿易赤字的類似協議。80年代中，包括出口飛彈和飛機在內的軍火貿易也能給以色列帶來每年約10億美元的外匯收入。
在治理經濟的努力中，也發生了兩大政黨之間的衝突。1986年4月，佩雷斯與利庫德集團的財政部長莫達伊在經濟政策上產生了嚴重分歧，佩雷斯堅持要求莫達伊辭職，但遭到利庫德集團的反對，從而引發了政府危機。經過兩年的努力，穩定經濟的措施初見成效，到1986年4月，通貨膨脹率下降到了25％；從黎巴嫩撤軍使軍費開支也降了下來；另外，由於此時國際石油價格的下降，以色列用購買燃料的開支每年減少6億美元；加上國際利率的下調，以色列的債務負擔也大大減輕了。出口增加，外匯儲備逐漸好轉，謝克爾同美元的兌換率也趨于穩定。佩雷斯政府穩定經濟的努力獲得了民眾的普遍稱讚。
西岸和加沙的「英提法達」
1987年12月8日，一輛以色列卡車在加沙撞翻了一輛滿載阿拉伯人的汽車，造成4人死亡。這一事件立即激起了當地阿拉伯人的憤怒，他們長期以來對以色列的不滿爆發了。一場針對以色列人的大規模暴動很快席捲了整個加沙地帶和約旦河西岸，各個階層、各種行業的阿拉伯人都卷人這場鬥爭。他們把這場自發的反對以色列統治的鬥爭稱為「英提法達」（Intifada），意為「起義」或者「覺醒」。
1968年以色列占領加沙和西岸時，生活在這兩地的阿拉伯人大約有95萬，到1986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126萬。他們的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和生活水準都遠遠低于以色列。不少人靠早出晚歸到以色列做工謀生，而且只能幹一些猶太人不願幹的體力勞動，收入也很低。加沙和西岸在經濟上也不得不依附於以色列，成為以色列工農業產品的傾銷地。以色列對占領地區實行軍事管制，常常以安全為由任意搜查、逮捕阿拉伯人。另外，利庫德集團執政期間加大了在西岸和加沙修建猶太定居點的活動，強行徵用了大片阿拉伯人的土地。因此他們深感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對這種狀況非常不滿。在很長一個時期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將希望寄託於周圍的阿拉伯國家，期待牠們在反對以色列的鬥爭中取得勝利，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但隨著幾次戰爭的失敗，以及埃及與以色列的媾和，他們對阿拉伯國家感到失望，認為只有通過自己的鬥爭才能改變現狀。在被以色列占領了20年之後，加沙和西岸終於爆發阿拉伯人的反抗運動。
「英提法達」爆發後，巴解組織很快便掌握了運動的領導權，在各地成立了起義領導機構和青年、婦女、工會等組織。鬥爭的主要形式是遊行示威、罷工、罷市、罷課等，在軍事當局加強了巡邏、搜查、鎮壓措施時，還常與以色列軍警發生暴力衝突。阿拉伯青少年用刀、斧等原始的武器，以投擲石塊和自製的燃燒瓶等方式同以色列軍警進行對抗。在反以鬥爭中，以伊斯蘭教為旗幟的激進勢力發展迅速，逐漸形成了以「哈馬斯」（伊斯蘭抵抗運動）為代表的一些組織。牠們往往採取比巴解組織更激進、更具暴力色彩的鬥爭方式。以色列軍事當局為了控制局勢，往西岸和加沙增派了一萬多軍隊，加強了對阿拉伯城鎮的巡邏和對活躍分子的搜捕，在遭到反抗時常常以催淚彈，甚至真槍實彈進行鎮壓。以色列當局的另一措施是加強對境內外「英提法達」領導機構的打擊，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88年4月派特工人員到突尼斯、賽普勒斯等地暗殺了包括巴解武裝力量副總司令阿布·傑哈德等人在內的起義領導人。據有關國際組織的報告，從1987年底到1990年下半年，在西岸和加沙共有722名阿拉伯人被打死，近二萬人受傷，另外至少還有1.3萬人被逮捕。以色列官方稱至少有100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在暴亂中被殺害。
由於西岸和加沙在經濟上與以色列聯繫緊密，「英提法達」的興起使以色列每天大約遭受1，900萬美元的經濟損失，當然，西岸和加沙本身在經濟上遭受的損失就更大。在軍事上加強對西岸和加沙的控制，每天的耗費也需要500萬美元左右。另外，以色列的旅遊和出口貿易收入也因「英提法達」的爆發而大大減少。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運動再次激起以色列國內和平運動的高漲。從1988年初開始，「現在就和平」等組織不斷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舉行集會遊行，要求政府停止鎮壓，盡早撤出占領地區。工黨中的「鴿派」人士也一再對利庫德集團的強硬政策提出批評。
「英提法達」也使以色列再一次在國際社會中遭到強烈的批評。聯合國安理會、不結盟運動、歐共體等都對以色列的鎮壓活動進行了譴責。「英提法達」導致的另一個重要政治發展，是1988年7月31日約旦國王海珊宣布「斷絕」與約旦河西岸的法律和行政聯繫。自1967年以色列占領西岸以來，一直採取「開放的橋梁」政策，允許約旦與西岸保持著法律和行政上的聯繫，以及人員的自由來往，意在排除巴解組織的插手。現在約旦「斷絕」與西岸的聯繫後，巴解組織自然就成了西岸的合法代表。果然，1988年11月，巴解組織正式宣布「建立其首都是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國」，並得到了數十個國家的承認。就連長期拒絕與巴解組織來往的美國，也開始改變立場，同巴解進行「對話」。這些事態的發展，使以色列沙米爾政府的強硬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了。
再次組成聯合政府
1986年10月，佩雷斯按兩黨協議如期同沙米爾交換職務，進行了政府的重組。儘管兩黨在許多問題上分歧依舊，但雙方出於共同的需要，在既鬥爭又合作的基礎上，將沙米爾領導的聯合政府一直維持到了1988年大選。
競選時，以色列各個黨派在領土問題上的分歧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不斷擴大。極右的泰西亞黨和莫萊德特黨鼓吹應該將所有的阿拉伯人從占領地區驅趕出去，而左翼的「爭取和平與民主陣線」則要求以色列主動放棄被占領土，單方面從西岸和加沙撤軍；利庫德集團堅持要保持「以色列土地的統一」，堅持猶太人對占領地區的「歷史權利」，而工黨仍主張在領土問題上可同阿拉伯人達成妥協，以換取和平。
1988年11月1日，四年一度的議會大選按期舉行，結果又一次出現工黨和利庫德集團兩大政黨勢均力敵的現象：利庫德集團奪得40個席位，工黨得39席，以一席之差落居第二；兩大政黨在議會中的席位數又一次減少（利庫德集團比上屆的41席少1席，工黨比上屆的44席少5席）。而宗教黨派的席位數出人意料地大大增加，從上屆的13席一下增加到18席；另外又有幾個新的小黨在此次大選中崛起，進入議會。
大選結果公佈後，兩大政黨立即又就組閣展開了角逐。由於在領土與和平問題上的深刻分歧，雙方領導人都表示不考慮再組成兩黨聯合政府，而是盡一切力量拉攏小黨，以組成以自己為主的內閣。但是，經過一系列激烈的爭奪，兩大政黨都無法組成以己為主的政府，尤其是宗教黨派提出的要價太高，工黨和利庫德集團都望而卻步。無奈之下，雙方仍只得再就組成聯合政府進行談判，組閣期限也一再延長。討價還價之後，終於在12月組成了以利庫德集團為主的新聯合政府，沙米爾出任總理，而且規定這一職務不再輪換，工黨的兩位領導人佩雷斯和拉賓分別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和國防部長。雖然組成了聯合政府，但雙方的分歧卻依然存在，並不時引起政府危機。
1990年3月，在一場嚴重的政府危機中，這個不穩定的聯合政府終於垮臺，由利庫德集團和宗教黨派組成了一個右翼色彩很濃的政府。但這屆政府也未能堅持到最後，以致於1992年以色列不得不再次提前大選。黨派之間不擇手段的爭奪和頻繁的政府危機，既影響了國家政治生活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也暴露出以色列政治制度的缺陷，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