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國文化遠在16世紀末已傳到巴西，至今在巴西仍可找到諸多中國文化遺存以及巴西人生活習俗中所表現出的中國影響。在19世紀80年代之前，中國與巴西之間因澳門作中介而得以溝通。中國文化傳入巴西以有形文化即以實物為載體的文化為主。中國無形文化傳入巴西與有形文化傳入巴西並非同時起步，這種情況與中學西漸歐洲存在明顯差異。中國文化對早期巴西社會的強勢影響未能長久延續，這與巴西社會自19世紀中葉起開始明顯西化和中國自1840年起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存在因果關係。
【關鍵詞】 中國文化/中學西漸/巴西/澳門中介
中學西漸，說的是中國文化傳至歐洲並對其產生重要影響。這一歷史現象已為中國人所熟知。然而，中國人中知道中華文化如何傳到巴西且至今仍有遺存可尋者，為數甚少。提出中國文化對巴西產生影響這一論點的不是中國學者，而是巴西學者。巴西當代偉大思想家、社會學家、東方學家吉爾貝托·弗萊雷（Gilberto Freyre， 1900～1987）遠在1936年即指出，阿拉伯文化、伊斯蘭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對巴西文化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他甚至提出，”巴西是美洲的中國”這樣一個命題。①這一論點已得到巴西中國學家的認同②。巴西現任文化部長吉爾托·吉爾2004年10月11日在北京大學巴西文化中心的一次演講中說，中國上乘而精緻的物件，諸如絲綢、刺繡、瓷器和香扇等尚存於巴西，成為當今兩國擁有共同點的深厚基礎。
近年來，由於中巴關係迅速發展，中國文化傳入巴西及對巴西的影響已成為巴西學者研究的課題。相比之下，中國學者在這方面尚未有重要建樹。研究中國文化對包括巴西在內的拉丁美洲的傳播及在那裡發生的影響，應是中國學者提到日程上的任務。本文僅就中國文化傳入巴西及當今可尋的遺存、澳門在中國文化傳入巴西過程所起的橋梁作用、中國文化緣何未對巴西主流文化的形成產生重要作用作簡要論述。
一 中國文化傳入及遺存列舉
物的交流與人的遷徙是文化傳遞的重要載體。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說過：”炮艇和紡織機器是常常帶著他們的哲學一起進來的。”③在早期，中國文化向巴西傳遞主要是通過物的交流而實現的。
（一）農作物的移植
巴西從中國移植的農作物種類雖然不多，但卻是非常重要的品種。茶為其中之一。1812～1819年間，一批中國內地茶農被葡萄牙殖民者招募經澳門遣往巴西里約熱內盧。此前，里約熱內盧植物園（建於1811年）已於1812年獲得了由澳門寄去的茶種。在當時出版的《巴西遊記》一書對中國人在里約熱內盧種茶作了肯定性的描述。該書作者於1817年寫道，在里約熱內盧植物園中有600株中國茶樹。來到巴西的中國茶農”不是那些因生活貧困而背井離鄉流落到爪哇及鄰近島嶼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利西亞人那樣找工作的沿海居民，而是來自中國內地種茶經驗豐富”的人。④文獻記載，1808～1812年間任巴西外交大臣的D。羅德里格·德索薩·科蒂尼奧·利尼亞雷斯伯爵，是他制訂了將熟知種茶的中國墾殖農引進巴西的方案。上述情況為巴西森林協會於1994年在該國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館查閱大量文獻資料後予以證實。至今矗立在里約熱內盧巴西蒂茹卡國家森林公園的著名的中國亭，是19世紀初中國僑民先驅者在巴西生活和勞動的象徵。中國人在巴西種茶獲得一定成效，但巴西終未成為一個主要產茶國。其中原因雖然很多，但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極力反對巴西種茶。英國人不允許在其茶葉國際貿易壟斷中出現競爭對手。英國人認為，同先前巴西發展蔗糖生產並成功將其銷往領地以外一樣，巴西如果發展茶葉生產，有可能使上述情況重演。因此，英國王室極力進行扼制。⑤巴西引進華人種茶的意圖雖然沒有完全實現，然而中國文化卻因中國茶農的進入，以及種茶技術和飲茶方式的展示而傳入巴西。放棄種茶營生、定居在巴西的中國人，多數以商販為生。中國人從事職業範圍的擴大，擴大了他們在巴西的活動範圍，因而也擴大了中國文化在巴西的傳播和影響。
在傳到巴西的作物中，我們還應該提到大豆。具有權威性的巴西《拉胡斯文化辭典》認定，大豆原產于中國。⑥雖然大豆是如何傳入巴西的至今尚未有定論，但是巴西學術權威對大豆原產地的認定，表明巴西的大豆不是直接就是間接由中國引進的。1882年，巴西在巴伊亞地區開始種植大豆。通過澳門而形成的中巴貨物貿易網路，從理論上說應該是中國大豆傳入巴西的管道。在已形成的東西方貿易網路中，”巴西、葡萄牙和歐洲的產品販運至印度和中國；印度的產品被販賣至中國；中國的產品被販至巴西和歐洲”⑦。巴伊亞在歷史上是東西方船隻在巴西的停泊地和東西方貨物的集散地。看來，巴西的大豆種植首先始於巴伊亞地區，這絕非偶然。可以推測，中國大豆種子很可能是通過巴伊亞（薩爾瓦多）而進入巴西的。
巴西的巴伊亞地區屬熱帶氣候，該地不適宜大豆種植。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巴西的大豆種植並未形成規模，與此不無關係。20世紀70年代之後，巴西的大豆種植得以振興。種植地域由南方逐漸向中西部地區擴展，現在亞馬孫地區也成為大豆的重要產區。目前，巴西已是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大豆生產國。大豆種植和出口改變了巴西農業的種植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也使人口的地理分布發生了變化。然而，以豆腐和豆漿為代表的中國大豆飲食文化時至目前在巴西卻未形成。在巴西人的日常飲食中未有豆腐，因而也未有一個專有的名詞可以準確地表達豆腐的概念。這可能與巴西民族以肉食為主的習慣密切相關。
（二）器物的傳遞
已有充分的資料顯示，”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巴西就已有超乎尋常估計的中國產品，包括各種質地的布品（普通絲綢、南京絲、手帕、被服、衣褂、緞質床單、南京棉布等）、紙畫和絹畫、扇、女士飾物、漆盒、普通陶器、陶罐、瓷器、傢俬（傢具）、藝術品、煙花等。”⑧19世紀末，赴北京談判的巴西代表團成員中的一位曾說，廣州的傢具與他里約熱內盧家中的傢具幾乎沒什麼兩樣。他認為，他家的傢具具有”殖民地”特徵，是”我們的祖輩從澳門帶來的”⑨。以下列舉由中國傳至巴西的幾種物品。
1。水磨 中國人很早就發明瞭水磨。16世紀初葡萄牙人將其帶到歐洲。在巴西殖民時代初期，葡萄牙殖民者布拉斯·庫巴斯（Bras Cubas，？～1592或1597）將它帶到巴西。布拉斯曾在亞洲生活過。他於16世紀30年代參加了由馬丁·阿豐索·德索薩所率領的葡萄牙向巴西殖民的遠征隊。在桑托斯建城之前，布拉斯於該地建了一個莊園。根據當時的條件，布拉斯有可能在其莊園中首先使用中國磨。巴西歷史學家弗朗西斯科·阿道夫·德瓦爾雅熱甚至認為，葡語manjolo（水磨）一詞源於漢語”磨”⑩。引進中國器物，在巴西殖民地時期已成為時興。
2。瓷器 阿拉伯航海家于西元9世紀將中國瓷器引進近東。1502年葡萄牙人帶回歐洲第一批瓷器花瓶（11）。瓷器不僅是傳入巴西最早的中國產品，而且也是進入巴西最多的中國產品。據專家考證，大約在16世紀末，中國瓷器就進入了巴西。（12）當時在巴伊亞、伯南布哥和聖保羅等地都出現了中國瓷器。1827年11月10日《商業日報》曾發布一則廣告，說中國南京和廣東的藍色碗已到巴西（13）。那時在殖民地社會上層圈子里，使用中國產品已成為一種時尚，”中國瓷器對於顯示巴西貴族餐桌上的豪華是不可或缺的。”（14）到18世紀末，由於受到精美絕倫的中國瓷器的刺激，有人開始在里約熱內盧生產粗瓷和模仿生產中國漆。
3。紡織品、服飾 美國歷史學家L。S。斯塔夫里諾斯在論述西屬殖民地西班牙化進程時指出，服裝式樣也體現文化的內涵。他指出，”許多服裝也是西班牙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寬沿帽、婦女用的棉布遮頭物–薄頭紗、頭巾或裝飾用的毛巾等。”（15）服飾可以改變和表現出文化特徵。到19世紀末，中國的紡織物和服裝至少在巴西某些地方已相當流行，”印有黃色和紅色龍圖案的典型男童內衣或印花布和服，為孩子們通常所穿用。”（16）當時在巴西，一般上層人士所穿的如果不是從東方進口的衣服，就是用從東方進口的衣料在當地製作的衣服。法官穿的黑袍附有中國式樣的刺繡。弗萊雷認為，為法官進口大袍這種做法，說明兩個不同的社會與文化制度之間，即巴西與東方之間具有深厚的親和力。東方主要由中國和印度所代表（17）。1830年，在里約熱內盧海關街的商店裡，人們可以買到中國的絲質大披肩、刺繡頭巾，以及印度的餐巾等裝飾、床上和餐廳用品。這些商品成箱或散裝地從中國運來。在15和16世紀的歐洲海外擴張中，葡萄牙居于領先地位。由於葡萄牙人將東方產品帶回歐洲，則使葡屬巴西的貴族便較早得以見識。伯南布哥沿海和巴伊亞萬聖灣地區的巴西貴族得以立刻享用在歐洲只有皇室在16世紀才認識的東方產品，諸如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扇子、用作餐具的瓷器、床單、茶具和太陽帽等。
（三）藝術品的傳入
瓷器進入巴西不但是作為一種器物，而且因為其蘊藏著東方文化的內涵而作為一種藝術品。1722年6月”天使皇后”號在駛往歐洲途中欲停靠裡約熱內盧港因起火而沉沒于瓜納巴拉灣。船上載有康熙皇帝贈送給格肋孟十一世和葡萄牙國王唐·若昂五世的禮品，其中包括數百箱康熙朝時期瓷器。巴西海軍文化與歷史遺產研究所現已勘察並確定出沉船的位置–距桑多斯·杜蒙特機場和費斯卡爾島不遠的海域，該單位擬組織打撈這艘沉船。（18）中國瓷器進入巴西之後，不論是作為器物還是藝術品，均得到較快推廣。在一些貴族家庭的財物清單中，人們至今可以找到有關中國瓷器擁有的記錄。在當時的巴西市場上，中國瓷盤價格約是歐洲瓷盤的4～12倍。（19）到20世紀的時候，巴西的普通居民使用中國瓷器並不罕見。在20世紀20年代，”在薩爾瓦多，如果你路過一個工地，中午的時候，你可以看到石匠和其他工人正在用中國盤子吃午飯。”（20）
在巴西學術界一個流行的看法認為，從巴西殖民地時期至19世紀初，隨著中國商品進入巴西，毫無疑問，中國繪畫也傳入了巴西。一個當時的旅行者在其記載中說，18世紀初，在伯南布哥的士宦家中，他親眼見過中國繪畫。不僅如此，中國藝術家可能到過巴西並在那裡作畫。里約熱內盧一位收藏家所收藏的《瓜納巴拉灣風光》這幅描寫里約熱內盧景緻的作品，即出自中國畫家之手。這位畫家叫宋呱（Sun Qua），廣東人，1830～1870年間先後在廣州從事專業繪畫。根據他所作的巴西風景畫，”有些巴西作者甚至認為他在19世紀最初幾十年可能在巴西呆過（21）。然而，具有中國風格的繪畫在巴西傳播併產生廣泛影響的是具有宗教色彩的繪畫。因此，甚至有人認為，中國藝術家在18世紀有可能在那裡親自作畫。這些具有東方中國影響的繪畫，正如其名稱所表示的，毫無疑問，是由來自於印度和中國的葡萄牙殖民地商站的藝術家和工匠所為。在這一時期的許多教堂和紀念性建築物中，人們能夠在繪畫中看到一些人物及其著裝具有印度或中國特徵”（22）。巴西學者弗朗西斯科·維德拉·佩雷斯教授1982年12月6日在《澳門日報》發表文章，介紹了中國藝術在巴西的遺存。”分散在巴西各地的著名歷史城市中，保存著一些具有中國特點的藝術品。這些藝術品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是中國藝術家來到這裡親自創作的嗎？巴西專家更偏向如下說法，即這些藝術品是在澳門定做的，或者就在巴西由本地藝術家根據澳門的圖片製作的。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比較可靠。
說到中國繪畫藝術對巴西的影響，不能不提到中國近代著名國畫大師張大千。張大千在其84歲的生命長河中，其中有17年（1954～1970）生活在巴西，其僑居地是聖保羅州的莫日-達斯克魯濟斯。在那裡他與家人為伴，雖然深居簡出，但他的畫作曾在聖保羅多次展出。1972年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與文化中心曾舉辦張大千畫展，共展出畫家在1928～1970年間所作的54幅作品，其中有19幅作于莫日-達斯克魯濟斯。至今在莫日-達斯克魯濟斯和聖保羅仍有張大千的後人在那裡居住。與此同時，他的許多大作在巴西被收藏。
（四）建築風格的影響
前文提到的中國亭，是中國式的工程作品。有人以此推斷，中國式的其他工程作品也可能存在於巴西。時至今日，巴西某些建築物採用尖屋頂，屋簷由翅托支撐，屋頂的瓦涂油彩並以龍或其他虛構動物形狀進行裝飾，這是中國古代建築風格對巴西建築影響的表現。特謝拉教授在其專著《中國在巴西–中國在巴西社會和藝術中的影響、標記、反響和遺存》中，有力地說明瞭中國建築風格對巴西的影響。一個例子是位於So Roque的一所大房子，它建在石頭壘成的平台上，這是中國自遠古以來就採用的技術。另一例子是位於聖保羅州的伊納西奧神甫莊園的一所大房子，其屋簷以狗形象的椽子作支撐，形成類似中國的大屋頂建築。不僅建築的外觀、建築物的地基處理均存在某些中國影響，而且在建築物，特別是教堂的內部裝飾方面存在”建築式樣類似於中國的風格”。
（五）習俗與生活方式的傳入
隨著以器物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傳入巴西，中國的習慣和風俗以及健身方法和處世哲學也進入了巴西，在這方面，”中國對巴西產生了重要影響力”（23）。我們尚不知中國武術何時傳入巴西，但它在巴西已相當普及。據一位在巴西傳授中國武術的華人陳國偉先生估計，他在巴西生活的43年中，已向6萬多巴西人傳授了武術這門中國功夫。他認為若把他的弟子的學徒計算在內，那麼目前巴西有近50萬人會中國功夫。此外，估計巴西以中國太極拳健身的人數超過練中國功夫的人數，因為這項體育健身活動會得到更廣泛年齡層人的歡迎。中國文化的經典著作，諸如《論語》《易經》《孫子兵法》等，以及”風水”之說在巴西已得到廣泛傳播。在知識分子中，以”易經”之道和根據”風水”行事者為數不少。特別是一些年輕人，他們更熱衷於研究”風水”。在香港出版的這類英文著作在巴西很流行。
在19世紀40年代之前的巴西公眾社會中，一些類似於中國人的習俗較為時興。這是巴西人對中國文化欣賞的一種情感反映。法國19世紀重要畫家馬奈17歲時曾到巴西作過一次旅行。在他發自里約熱內盧的一封家信中有這樣的描述：巴西婦女一般而言都很美麗，她們的髮式是中國式的，在街上行走不戴帽子。她們的服裝很輕薄，其習慣與我國（法國）不同。（24）特謝拉教授認為，馬奈的信因為提及了19世紀中葉里約熱內盧所保持的來自亞洲的習慣而非常有價值。當時巴西人的具有東方特徵的習俗，女人比男人更具明顯特點，鄉下比城裡更突出。從19世紀中葉開始，巴西社會呈明顯西化趨勢。男人的東方習俗首先受到限制。當巴西男人以雪茄菸取代牙籤，以雨傘取代太陽帽，以騾馬拉著的公共馬車取代由黑奴抬著的轎子的時候，巴西婦女仍以穿著、梳妝打扮東方化、早婚多子、深居簡出為時興，好像時光在停滯。弗萊雷認為，轎子的使用是東方文化在巴西存在的一種表述。這種貴族的交通工具在殖民地時代是相當普及的。此外，我們還可以列舉諸多例子，表明中國人的習俗在巴西的存在並對其產生的影響。鬥雞、放風箏，普遍使用煙花；使用以中國主題裝飾的紅色枝形大燭臺；奴隸為糖業主、甘蔗園主和菸草莊園主撐著太陽傘；雙親或施主對奴隸、女人和子女擁有生殺大權；禮節規則中突出禮儀程式；藥典中的多種藥品和藥物處方；對小腳女人不可抗拒的迷戀；玩仿製中國人的紙牌，等等。這說明，”中國對巴西的影響確實存在”，”在西方世界巴西可能是特有的個例”（25）。這是《中國在巴西》一書的作者特謝拉·萊特教授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
二 澳門的中介作用
葡萄牙學者、澳門國際研究所理事會秘書長官龍耀先生認為，”中國是通過澳門到達巴西的”（26）。官先生這一觀點是成立的，至少在19世紀80年代之前是這樣。1881年中國清政府與巴西帝國在天津簽訂了《中國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條約》，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1883年巴西在上海設立領事館；”清政府指派駐法國使臣兼管巴西使事”。從此開始了兩國的官方接觸。然而，兩國的民間交往，特別是中國文化通過器物載體傳入巴西卻先於官方接觸很早就發生了。在19世紀頭20年，中國茶農到里約熱內盧種茶。而中國的絲綢、瓷器等，應在巴西的殖民地時期即被引入使用和欣賞，其途徑也是經過澳門傳入。
澳門在歷史上之所以能發揮如此重要的中介作用，是由一系列的歷史條件所促成的。15世紀，葡萄牙開始嚮東方進行貿易擴張，16世紀它控制了海上通道。在1553年，它以晾晒水浸貨物為名，獲當地中國官員允許在澳門暫住，但由此卻開始了葡萄牙占領中國領土長達400餘年的歷史。
在此之前葡萄牙於1500年”發現”了巴西。占領了中國的澳門後，於16世紀中葉在那裡建立了貿易貨棧。隨後葡萄牙商人先後開闢並形成了以澳門港為基地的三大航線。其中澳門-果阿-里斯本航線使中國得以與巴西溝通。葡萄牙當局雖然不允許澳門與巴西之間進行直接貿易，但由東方開往葡萄牙的船隻在巴西的薩爾瓦多港和里約熱內盧港為補給而停靠的事不時發生，由此開始了澳門與巴西之間的聯繫，亦是中國通過澳門與巴西交往的開始。特別是1690年在巴西米納斯吉拉斯發現金礦之後，這種停留就更加頻繁。以東方產品換取黃金和菸草的走私活動日趨嚴重。葡萄牙占領下的澳門，主要以航運和貿易而生存。長崎、果阿和馬六甲是澳門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隨後其交往逐漸擴大，澳門的觸角伸進亞洲各主要地區：馬尼拉、爪哇、帝汶、暹羅、孟買等，當然也間接達到巴西。澳門人向外提供中國產品，諸如絲綢、工藝品、茶葉、瓷器等，作為中國文化載體的各種產品就這樣傳到包括巴西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1810年，澳門當局被葡萄牙王室允許與巴西直接進行貿易，因此中國商品比先前更多地進入巴西。1822年巴西獨立後，巴西在尋求與中國的交流過程中仍然以澳門為其主要貿易夥伴。中國文化以物為載體通過澳門傳入巴西，這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途徑。
第二個途徑是通過中國移民傳播。”不同類型的移民是帶著不同文化貨物到達目的地的，移民們仿照自己家鄉的模式來改造移民區。”（27）最新的說法表明，目前巴西的華人（華裔巴西人和華僑）約有20萬（28）。中國向巴西移民的先驅是19世紀初被遷去的數量有限的茶農。他們分別在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種茶，以及在里約熱內盧參加修築鐵路的勞動。19世紀中葉之後，隨著巴西勞動力短缺形勢的出現和加劇，”澳門葡萄牙人曾經把為數不多的華人帶往巴西”。1923年出版的一份材料表明，當時在巴西境內共有兩萬中國人（29）。現在在巴西的華人絕大部分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之後移居巴西的。他們主要來自廣東、浙江和臺灣，生活在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地區。他們以自身的職業向巴西社會傳播了中華飲食、醫藥（特別是針灸）文化和以武術、太極拳為代表的健身方法。近年來，由於中巴關係的密切發展，許多華僑投身於漢語教學和直接傳播中華文化的活動之中。
第三個途徑通過土生葡人傳遞。澳門的土生葡人主要是中葡混血人，也有葡萄牙人與印度人、東南亞人、義大利人等的混血兒。這是400餘年來，中西文化融合的表現和產物。土生葡人在葡本土已無近親，而將澳門看作是他們祖先的發祥地和永久歸宿地。他們的家庭生活雖然表現為西方情調，信奉天主教，但他們都能操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並且因為大多數具有中國血統而受到中國文化的熏陶。一般而言，在土生葡人的家裡都僱佣華人保姆。她們除以中國人的習俗和方式完成家務工作外，還以中國語言（廣東話）、故事和歌曲影響土生葡人的子女。澳門的土生葡人現已分散到世界各地，但在巴西定居的較多。他們在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分別成立”澳門之家”。中國文化不僅可以藉助普通的土生葡人通過日常生活而傳播，更主要的是土生葡人作家在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從19世紀起就出現了幾位澳門作家，他們以文學、歷史學或人種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形式向我們展示了本澳和中國各方面的情況。”（30）這些著作有的已被巴西國家圖書館所收藏。在澳門現代的土生葡人作家中，我們應提到女作家阿爾達·安熱羅。她被譽為”溝通澳門（中國）與巴西的作家”。她所選編的《中國短篇小說奇觀》在巴西聖保羅以葡文出版，向巴西讀者展現了約14個世紀的中國文學創作和社會發展、演變情況。她的另一部在巴西出版的著作–《東方雜記：短篇小說、遊記、烹調》，向巴西讀者介紹了中國的節日活動和民俗、中國烹調以及煙燻療法和相術等。此外，澳門與巴西在歷史上官員與傳教士的交流，無意中也會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有兩個巴西人曾先後任職澳門總督，一度曾有眾多的傳教士從澳門逃亡巴西和耶穌會士在巴西被驅除的事件。
三 中國文化傳入巴西的特徵
巴西著名考古學家、博物館國際委員會考古和歷史博物館國際組織主席費爾南德·德卡馬爾戈-莫羅認為，”中國和巴西之間的聯繫交往在16世紀後半葉通過作為葡中兩國關係及作為對日貿易基地的澳門提供的開放機會而得以開始。後來，這種聯繫又通過該交往帶來的或澳門直接或通里斯本間接輸入的物與人而更加密切。於是澳門漸漸地和巴伊亞及里約熱內盧建立了對話。這種對話發展到多種形式，並且逐漸擴展到內陸地區。”（31）由此可見，中國與巴西之間的聯繫開始較早。其起始時間基本上與歐洲所出現的”東方熱”和”中國熱”相仿。”瓷器、漆器、絲綢等這類當時被稱為中國貨的貿易在17和18世紀時（在歐洲）非常繁榮興旺。”（32）當時，中國文化向巴西傳播也是以這類”中國貨”為載體的。那麼中國文化向巴西傳播過程中呈現出什麼特點呢？
首先，中國文化傳入巴西以有形文化為主。可以將文化分為有形文化和無形文化兩種。有形文化即體現於物質的文化，各類商品、民居、廟宇和教堂等都是文化的一種載體，茶、瓷器、漆器以及絲綢等是最能表達中國文化的商品。無形文化一般是由民間傳說、傳統的觀念和著作與畫作來表現的。如今，在巴西的書店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思想與文化的經典著作以及古代和現代的中國文學作品。但中國文化傳入巴西的，特別是19世紀中葉之前主要是以商品為載體的有形文化。換言之，中國文化傳入巴西以有形文化為主，無形文化次之。二者在傳入時間上也並非齊頭並進，是有形文化在先，無形文化隨後。這一特徵與中學西漸，中華文化傳入歐洲時明顯不同。歐洲人認識中國文化首先不是從器物開始的，而是13世紀末出版的《馬可·波羅遊記》以文字形式將中國文化傳入歐洲。而中國的器物，諸如前文提到的”中國貨”傳入歐洲是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與此同時，當16世紀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後，他們便開始翻譯和詮釋儒家經典，將其介紹到歐洲。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將《五經》翻譯為拉丁文，並於1624年出版。顯然，中國文化傳入歐洲與傳入巴西其過程是不同的。當時巴西社會文化水準低是造成上述情況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中國文化為什麼能傳入巴西並在相當長的時期對巴西社會產生重要影響？關於這一問題，除了澳門在雙方溝通方面能起著橋梁作用外，我們分析一下當時的巴西與中國的情況及世界形勢即可得到答案。
葡萄牙於1500年”發現”巴西后，它在前30年的努力是保證對新土地的占領，爾後才在巴西開始殖民活動。國家和天主教會是它使巴西殖民化的兩個基礎組織。在經濟方面實行建立在黑人奴隸勞動基礎上的大種植園制，同時引進宗主國的政治制度進行統治。除此之外，形成一種文化認同是殖民地社會存在和發展所必需的。巴西的文化不能建立在印第安人文化的基礎上，因為在殖民地的巴西，實際上”不存在一個真正的印第安民族，而僅僅是一些零散的、許多情況下是互相敵對的族群”（33）。黑人文化，由於黑人的奴隸地位，顯然也不能成為巴西文化的主流。作為巴西殖民地社會的主流文化只能是作為宗主國的葡萄牙的文化。當時作為歐洲的一個小國、窮國和只有短暫歷史的葡萄牙，其文化容量狹小，底蘊淺薄，難以使巴西社會普遍認同，它必須吸收印第安人文化、黑人文化和其他文化而形成一種新的文化。按道理講，巴西的葡萄牙當局應當吸收更多的歐洲天主教國家的文化以豐富巴西文化，但是這種前景被葡萄牙的政策所限制。在殖民地時期，巴西雖然不斷受到荷蘭和法國等殖民主義者的侵入，並且荷蘭曾一度占領巴西東北部長達24年之久，但”在16和17世紀的200年裡，西班牙與葡萄牙成功地控制牠們的海外殖民地，不讓其他歐洲國家染指”（34）。因此，吸收其他地區，特別是東方的先進文化，雖然不是其主動的行為，但因貿易的發生而成為歷史上的現實。
在15世紀之前，中華文明遙遙領先於西方文明。從漢朝到明朝初期，中國的科技在世界上一直領先長達14個世紀以上。先進國家的文化總是對落後地區發生強烈的影響。特別是在16世紀歐洲開闢東方航路之後，中學西漸風行數百年。到18世紀前半葉，隨著中國商品輸入的增加，出現歐洲模仿中國風尚的形勢。美國中國史專家史景遷說：”在18世紀中葉這一短暫的時期中，中國熱席捲歐洲，法語通常用chinoiserie（意為中國的藝術風格）這個詞來描述這股熱潮。”（35）中國物品和文化大量傳入歐洲的時期，正是巴西風行輸入中國商品和引進中國文化的時期，與法語chinoiserie相對應，在巴西的葡語詞彙中也出現了一個新詞：chinesice。葡語權威詞典對此所作的解釋是”按中國人的方式或方法行事”。可見，19世紀中葉之前，巴西對中國文化的接受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它絕非一個與世界發展毫無聯繫的歷史進程。
再次，中國文化最終未對巴西文化始終如一地產生重大影響，為什麼？吉爾貝托·弗萊雷認為，直到唐·佩德羅二世執政初期，東方文化仍在巴西有著強烈的影響。這種影響在1840年之前仍比較明顯。”自此而後，西方（文化）滲入到巴西的貿易、經濟以及仍是家長式的但已具有資產階級（內涵）的道德文化中，而東方的影響則表現為苟延殘喘。”（36）這是由諸多歷史因素造成的。
19世紀中葉的巴西社會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由於英國工業革命成果的傳遞，巴西開始建設工廠、修建鐵路。英國的資本與技術在巴西被推廣與運用，西歐文化與生活方式已被巴西人熱烈地接受。吉爾貝托·弗萊雷曾經為他的國家在當時”不加選擇地從歐洲接受的一切事物開列了一張單子。這張單子中包括漢堡的黑啤酒、英式村舍、蒸汽機（1819年汽船就在聖薩爾多灣上定期航行了）、白亞麻布夏裝、義齒、煤氣燈以及（先於上述一切的）秘密會社”（37）。巴西在歐洲化（西化）。此外，巴西的西化在當時還因為另外一個因素，即大批歐洲移民的進入而得到加強。引進歐洲移民不但解決了勞動力問題，而且使”巴西儘快地歐洲化”。當時巴西上層社會盛行白人至上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以在是否引進中國”苦力”問題上，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巴西引進歐洲移民始於19世紀中葉，在1870～1880年間形成了一個高潮，間斷性地持續到20世紀中葉，共計約400萬移民進入巴西。（38）歐洲移民帶來移出國的風俗習慣和文化，使巴西更加西化。另一方面，中國自1840年之後已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它已失去了歷史上曾享有的國際地位。當時的中國不可能有時興的工業產品向巴西出口。英美以商品為載體的文化輸出以及思想與生活方式的傳播，自然使巴西社會淡化了對中國古老文化的認同。中國文化未對巴西產生持久的重要影響，這是情理之中的事。
註釋：
①Jornal da Tarde， S。 P。 30/7/1994。
②塞韋里諾·卡布拉爾：《認識今天的中國：中國現象的巴西觀點》，載雅尼絲、伊利克主編：《巴西與中國–世界秩序變動中的雙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169頁。
③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182頁。
④轉引自澳門文化司：《文化雜誌》（中文版），1995年春季號，第34頁。
⑤轉引自澳門文化司：《文化雜誌》（中文版），1995年春季號，第8頁。
⑥Larousse Cultural， Editora Universa， 1988， p。779。
⑦Angela Guimaraes， Uma Relacao Especial： Macau e as Relasoes Luso-Chinesas， 1780/1844， p。 198。
⑧轉引自澳門文化司：《文化雜誌》（中文版），1995年春季號，第29頁。
⑨官龍耀：《在全球旋風中的澳門與拉丁美洲》，載張寶宇主編：《澳門橋通向拉丁美洲》，澳門亞太拉美關係促進會，2006年，第23頁。
⑩Jose Roberto Teixeira Leite， A China no Brasil， Editora da Unicamp， 1999， p。 91。
（11）雅克·布羅斯：《發現中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第44頁。
（12）Jose Roberto Teixeira Leite， A China no Brasil， Editora da Unicamp， 1999， p。 211。
（13）Gilberto Freyre， China Tiopical， Editora Unb， 2003， p。 87。
（14）官龍耀：《在全球旋風中的澳門與拉丁美洲》，載張寶宇主編：《澳門橋通向拉丁美洲》，澳門亞太拉美關係促進會，2006年，第24頁。
（15）［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42頁。
（16）官龍耀：《在全球旋風中的澳門與拉丁美洲》，載張寶宇主編：《澳門橋通向拉丁美洲》，澳門亞太拉美關係促進會，2006年，第27頁。
（17）Gilberto Freyre， China Tiopical， Editora Unb， 2003， p。 60。
（18）黃慶華著：《中葡關係史（1513～1999）》，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400頁。
（19）（20）Jose Roberto Teixeira Leite， A China no Brasil， Editora da Unicamp， 1999， p。212。
（21）轉引自澳門文化司：《文化雜誌》中文版，1995年春季號，第55頁。
（22）Jose Roberto Teixeira Leite， A China no Brasil， Editora da Unicamp， 1999， p。 179。
（23）Camara Brasil-China de Desenvolvimento Economico， Parceira Brasil-China， Edicao Especial， 2004， p。 26。
（24）Jose Roberto Teixeira Leite， A China no Brasil， Editora da Unicamp， 1999， p。 27。
（25）官龍耀：《在全球旋風中的澳門與拉丁美洲》，載張寶宇主編：《澳門橋通向拉丁美洲》，澳門亞太拉美關係促進會，2006年，第26頁。
（26）張寶宇主編：《澳門橋通向拉丁美洲》，澳門亞太拉美關係促進會，2006年，第23頁。
（27）［英］邁克·克朗著，楊淑華、宋慧敏譯：《文化地理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28）Parceria Brasil-China， Edicāo Especial， 2004， p。 46。
（29）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6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82～285頁。
（30）（31）澳門文化司：《文化雜誌》（中文版），1995年春季號，第78頁，第5頁。
（32）［法］安田朴著，耿昇譯：《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525頁。
（33）［巴西］博勒斯·福斯托著，劉煥卿譯：《巴西簡明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8頁。
（34）［荷蘭］彼得·李伯庚著，趙復三譯：《歐洲文化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489頁。
（35）［美］史景遷著，黃純豔譯：《追尋現代中國：1600～1912年的中國歷史》，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年，第152頁。
（36）Cilberto Freyre， China Tropical， Editora Unb， 2003。 P.89。
（37）［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肖昶等譯：《文明史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3頁。
（38）Almanaque Abril， Brasil 2005， p.190。
【參考文獻】
[1] JoseRoberto Teixeira Leite， A China no Brasil， Editora da Unicamp， 1999。
[2] Cilberto Freyre， China Ttropical， Editora Unb， 2003。
[3] 澳門文化司：《文化雜誌》（中文版），1995年春季號。
[4] 黃慶華著：《中葡關係史（1513～1999）》，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
[5] ［荷蘭］彼得·李伯庚著，趙復三譯：《歐洲文化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6]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肖昶等譯：《文明史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7] 張寶宇主編：《澳門橋通向拉丁美洲》，澳門亞太拉美交流促進會，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