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發起的新文化運動，胡適是其領袖人物。他大力提倡白話文學，帶頭寫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白話詩歌《嘗試集》。但在漢字橫排的改革上，他卻持不同意見，顯得似乎有些保守。由於他的反對，加上改用橫排一時成本的增加，這項改革在新文化運動中未能得以推開。就連當時影響最大的新文化運動刊物《新青年》，也一直保留著直排印刷的方式。
中國的漢字是一種很有意思的文字。它作為一種單音節方塊字，既可從上至下或從下至上地直排，也可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地橫排。這是其他西方國家的文字所不能做到的。這也就引起了以哪種方式排列最為科學、合理的爭論。新文化運動中，最早提出漢字橫排的人是當時《新青年》六大輪流編輯之一的錢玄同。錢玄同1917年5月致信給陳獨秀說：“我固絕對主張漢文須改用左行橫迤，如西文寫法也。人目系左右相並，而並非上下相重。試立室中，橫視左右，甚為省力。若縱視上下，則一仰一俯，頗為費力。以此例彼，知看橫行較易於直行。且右手寫字，必自左至右。故無論漢文西文，一字筆勢，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則漢字右行，其法實拙。若從西文寫法，自左至右，橫迤而出，則無一不便。”錢玄同將這封信同時刊發在當年的《新青年》三卷三號上，從而引起了一場爭論，《新青年》先後刊出了多篇就此開展爭論的文章。
對錢玄同來信中的提議，陳獨秀當即表示完全贊同。於是，錢玄同抓住時機，在《新青年》三卷六號上再次以與陳獨秀通信的形式提出這個問題。錢玄同在信中說：“我以前所說，要把右行直下的漢文改用左行橫迤。先生回答道：“極以為然。”現在我想，這個意思先生既然贊成，何妨把《新青年》從四卷一號起，就改用橫式。”然而，對此提議，胡適卻不同意。當遠在日本的朱我農問及為什麼時，胡適在刊登在《新青年》上的信中回復說：“《新青年》用橫行，從前錢玄同也提議過。現在所以不能實行者，因為這究竟還是一個小節問題。即如先生所說直行的兩種不便：第一，“可免墨水汙袖”，自是小節；第二，“可以安放句讀符號＇，固是重要，但直行也並不是絕對的不便使用符號。先生所見《新青年》裡的符號錯誤，乃是排印的人沒有句讀知識之故。《科學》雜誌是用橫排的，也有無數符號的錯誤。我個人的意思，以為我們似乎應該練習直行文字的符號句讀，以便句讀直行的舊書。除了科學書與西洋歷史、地理等書不能不用橫行，其餘的中文書報盡可用直行。先生以為如何？”
胡適這樣的回復，讓人看上去似乎並不完全反對，是商量的口氣。其實，據《舍我其誰：胡適》的作者江勇振研究：“這種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沒有異議而其實反對的答覆，是成名以後的胡適典型的回復方式。這跟他反對世界語，卻又擺出一副旁觀者的姿態，說自己是“中立國＇的做法，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錢玄同當然熟知胡適的這種表達方式，因此，他乾脆在《新青年》五卷二號上予以戳穿。錢玄同說：“中國文字橫行書寫之說，我以為朱我農所舉的兩個理由，甚為重要。還有一層，即今後之書籍，必有百分之九十九，其中需嵌西洋文字。科學及西洋文學書籍，自不待言。即講中國學問，亦免不了要用西洋的方法。”“若漢字用直行，則遇到此等地方，寫者看者均需將書本橫搬直搬，多少麻煩，多少不便啊！至於適之先生所謂“應該練習直行文字的符號句讀，以便句讀直行的舊書＇這一層，我覺得與改不改橫行沒有關係。”“唯《新青年》尚未改用橫行的緣故，實因同人意見對於這個問題未能一致。將來或者有一日改用，亦未可否。”這裡的“未能一致”，無疑是指胡適的反對。
由於胡適的不贊成，《新青年》最終未能改用橫排印刷。漢字的橫排在大陸的真正推開，是在20世紀50年代。1950年6月，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召開，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提出了漢字的書寫、印刷應統一由直排改為橫排的提案。1955年1月1日，《光明日報》率先試行漢字由從上到下的直排改為從左到右的橫排印刷，並刊登一篇題為《為本報改為橫排告讀者》的文章。文章中說：“我們認為現代中國報刊書籍的排版方式，應該跟著現代文化的發展和它的需要而改變，應該跟著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而改變。中國文字的橫排橫寫，是發展的趨勢。”緊跟其後，郭沫若、胡愈之等著名學者就此公開發表文章，從人的視線角度、內容的表述需要以及紙張的合理利用，闡述這一改革的科學性、合理性。由於《光明日報》的帶頭，在北京當年便得到了絕大多數中央級報紙雜誌的回應。到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也改為橫排，至此，漢字的橫排橫寫得以在全國全面推開。
漢字的橫排橫寫改革已過去60多年了。經過60多年的實踐，其改革是否科學、合理，無需我在這裡贅述。但由此我覺得，在中國論爭、研討似乎是沒有多大意義，往往最終都是靠“名氣”和“權威”說了算。要真正解決問題，恐怕還是讓實踐說話。
From：魯建文著,過去的那些教授,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01,第113-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