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日本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現場的一位中國記者,在見證中國及其他反法西斯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全過程後,當即寫下了一篇約4000字的新聞報道,並在《大公報》上發表,反響強烈,傳頌一時,被稱為「狀元之作」。這就是中國新聞史上的知名長篇通訊《落日》,其作者是時年30歲的戰地記者朱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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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生走上戰地記者之路
朱啟平,原名朱祥麟,1915年11月生於上海。一二九運動爆發後棄醫改讀新聞,1940年秋加入重慶《大公報》。
在學生時代,戰爭便給朱啟平的生活投下了陰霾。1931年,日本蓄意製造九一八事變,鐵蹄肆虐,侵占我東北三省。他回憶說:「上小學,老師帶著上街第一次參加政治遊行,就是手執三角小旗,反對日本侵略,抵制日貨。一九三一年上高中,劈頭就來了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淪亡。」1933年朱啟平從南京金陵中學畢業,考入北平燕京大學醫學預科。但日本侵略的魔爪此時已伸向了華北,「寇深矣。國亡無日,華北雖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北平學生以各種形式走出校門,深入民眾宣傳抗日救亡。朱啟平也和同學們一起到包頭西公旗宣傳起了抗日救亡。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大遊行,作為燕京大學遊行隊伍的領隊之一,朱啟平面對城牆上下荷槍實彈的士兵和警察,振臂高呼抗日口號。緊接著,他又作為北平學生代表南下,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抗日救亡,結果被軍警押上火車送回了北平。
醫學預科學業繁重,為爭取更多課餘時間參加學生運動,激發更多的人們投入抗日鬥爭,朱啟平毅然棄醫改讀新聞。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輾轉流亡到重慶,以燕京大學學生學歷借讀于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新聞系。1940年大學畢業,任重慶《大公報》編輯和夜班編輯,旋即被派往昆明,採訪新建滇緬路通車的新聞。
在重慶《大公報》工作時,報社曾屢遭敵機轟炸,一次,一顆炸彈就在《大公報》編輯室外爆炸了。由於各報社都損失慘重,不得不停刊改出聯合版,由《時事新報》編印,各報輪流派人編報。第一晚,輪到朱啟平在小樓上編稿,樓下的院子里工兵在挖一顆入土而沒有爆炸的炸彈。「要說心神安泰那是假的,但是前線將士浴血奮戰,我們連承擔一定風險也不願嗎?」「誰也沒有把握炸彈一定不炸,然而編輯、排字等員工,個個都認真工作,敵機的殘暴,不能使重慶無報!」為了抗戰,人們同仇敵愾,毫不顧忌個人的安危!
朱啟平曾赴鄂西戰區採訪,他目睹日軍洗劫後的廣大農村,橫屍遍野,百姓無家可歸,甚至以「觀音土」充飢的悲慘景象。他憤怒地控訴道:「步行數百里內,幾無人煙,時值溽暑,尸臭難當,熏人慾嘔。沿途沒有一所立著的房屋,沒有一個水面乾淨而不殘留血色的池塘,敵人殺我同胞往往把尸體往塘里扔。遇見一個活著的男人,撩起上衣,讓我看敵人在他背上用刺刀捅的傷痕,訴說他如何死裡逃生。他特別提到婦女的慘遇,無論老幼,悉遭強暴……到長江邊,一座有城牆圍繞的小城,可以看見其他三個城門,城裡所有的房屋都已夷為平地。」
目睹隨處可見的日寇暴行、「三光」政策,朱啟平更堅定了要用自己的筆將這一切記錄下來、公之於眾的決心。
在墓穴中報道「血戰鋼鋸嶺」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展迅速。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標誌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最終形成,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從戰略相持轉為戰略反攻。
這時的朱啟平,已從抗日的熱血青年迅速成長為優秀的新聞記者。他以前瞻、敏銳的目光一直關注著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發展,主動向報社領導胡政之建議:派記者到各大戰區,親臨其境,向中國人民報道反法西斯戰爭實況以鼓舞廣大群眾抗戰到底的決心。
朱啟平自薦去美國太平洋艦隊當隨軍記者,臨行前,他特地向父母辭行。儘管「去車站的路上,一步一回首,心如刀割,不知能否生還」。他,義無反顧地出發了!從重慶乘美國軍用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途經印度的加爾各答、錫蘭(今斯里蘭卡)、澳大利亞的達爾文,再經南太平洋諸島到達關島,開始了四年的美國太平洋艦隊隨軍記者的工作。
朱啟平深刻意識到自己的重大歷史責任,他曾說過,「對日寇的瘋狂要有足夠的估計,作為一個到美國艦隊中當隨軍記者的中國人,自己的言行無可避免地隨時隨地被人認為是國家的代表,特別在生死關頭上,我決心在採訪任何戰鬥中不落在美國戰友的後面。」「到戰場採訪,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讀者要知道的是戰況,不是個人的洋相。」發自內心的話語,顯示的正是前線將士為國家而戰鬥、為民族而奮勇直前的氣魄和膽識。
採訪生涯中,朱啟平曾多次親歷激戰,在航空母艦「提康德羅加」號上,他與士兵們一起生活了三個多月,目睹戰機從當時的新生事物航空母艦上起飛、出擊、返航、降落,以及年輕戰士奮不顧身英勇地與日本法西斯作戰的情景。在太平洋戰爭後期,他堅持要「去看看敵人最後掙扎情況」。在沖繩島遇日本「神風突擊隊」來襲,「子彈從我們身邊一掃而過,著地時泥土騰起」。還有一次,坐吉普車去採訪,離最前線只一百多碼時,剛起身,右腳才落地,左腳還在車上,忽然聽到身後噗哧一聲,回頭一看,一塊比手掌長的炮彈片直插在座位上!「如果我晚起一兩秒鐘,炮彈片正好直貫胸腹。」
朱啟平同士兵們一起,經受了極其艱苦的戰鬥考驗。夜晚臥伏在野地裡,甚至在當地人的墓穴里,伴著罐罐枯骨,寫戰地通訊。而捨生忘死、深入前沿陣地,撰寫的《鷹揚大海》《沖繩激戰》《硫磺地獄》《塞班行》《琉球新面目》等多篇優秀戰地通訊,篇篇生動寫實、親切感人,謳歌了年輕戰士為正義而戰的大無畏精神,憤怒控訴了日本法西斯的無比殘暴,鼓舞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士氣。
一定要寫出中國人民的風格
長期的戰地記者歲月中朱啟平目睹日本侵略軍肆虐的暴行,經歷了戰火的洗禮。1945年9月2日,當日本法西斯向盟國投降,在東京灣美國旗艦「密蘇里」號舉行受降禮之時,各國記者雲集,而朱啟平作為中國少數有資格登艦現場採訪的記者之一,也親臨這個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
其心情誠如他在《追憶日本簽字投降前後》一文中所說,當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時,「我既是高興,又是反高潮的感覺。高興,日本終於投降了,中國人民抗戰八年,和盟國合力反攻,日本終以侵略者投降結束。反高潮,強烈的仇恨,使我一心準備也能夠在日本本土上,親眼看到日寇在中國的暴行應得的懲罰,向國內報道。」
當日本代表前來簽字時,朱啟平強壓心頭的憤懣,「重光葵,我認識他,他在上海虹口公園被朝鮮志士炸斷一條腿,如今一瘸一拐走上前來。梅津美治郎,我更認識他,他當年不是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嗎?和何應欽簽訂《何梅協定》的就是他。我不可能不分外眼紅。你們這批殺害千百萬中國人民的劊子手,居然也有今天!」「想到世界各國有那麼多記者在場,這篇文章一定要寫好,而且要寫出中國人民的風格來。受降儀式結束時,我一看手錶九點十八分,九一八!我的心幾乎要跳出來。這一靈感使我捕捉住中華民族的感情,寫了《落日》。」
《落日》一文,剛直率真、文情並茂,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新聞報道中永垂史冊的經典之作,被選為大學新聞系和中學語文課的教材。由於在二戰中國際大局報道和對日作戰報道的成就,朱啟平被譽為「《大公報》繼范長江之後的又一個傑出記者」。
二戰結束後,他被《大公報》派往紐約任駐美國及聯合國記者,報道戰後國際動向。此時他才新婚兩個星期,攜夫人孫探微乘一艘貨輪赴舊金山,接著乘火車去紐約。在那裡,他租下一間辦公室,白天採訪、寫稿、發稿。晚上回家做家務,支持孫探微讀碩士學位。後來又有了孩子,「夜間抱著孩子在屋裡走來走去,度過了紐約多年來最熱的夏天」,雖然累得精疲力竭,但一直堅持工作。
這期間,他寫的不少通訊刊登在《大公報》上,受到讀者的歡迎,也得到領導的讚賞。如有關聯合國開會、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報道,「觀察深入,文字簡練,生動,風趣,作為歷史報道,數十年後,仍有很大的可讀性。」有一次,在訪蘇的歡迎宴會上,周總理在發言中引用了中國記者的一篇通訊,說:「我們中國記者報道聯合國大會開會時寫道:西方代表的發言像杯清水,維辛斯基的發言像醇濃的伏特加。」這句話正是出自朱啟平所寫通訊《記聯合國第二屆大會》。
硝煙中報道「抗美援朝」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勝利。那時,朱啟平和夫人完全可以選擇繼續在紐約工作,但他們決定:「要回祖國,為深受戰爭苦難的老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在百廢待興的祖國建設中,投入自己的一份力量。」朱啟平的兩個弟弟在臺灣的政界、商界均有一定地位,也曾勸他去臺灣或留在香港工作,但他毅然選擇了回到大陸,投身新中國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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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他們一家到香港,朱啟平隨即被《大公報》派往上海,等待解放。8月,他返回香港,把全家人接到了北平,那時,戰爭還沒結束。他們乘的船並沒有正式的航線,沿海北上時還聽到隆隆的炮聲。船到大沽口,夫婦倆抱著雙胞胎嬰兒,手牽著兩歲多的大兒子,乘騾子拉的平板車,在深夜雨中泥濘的路上艱難地來到塘沽。
在北京安家後,朱啟平立即投入創辦《英文參考消息》的工作,將每天各大通訊社的英文發稿選編成冊,以供有關部門及時瞭解世界大事、世界形勢。那時的生活十分艱苦,他和夫人穿著發來的灰布制服,家庭成員每人只有相當於20斤小米價錢的生活費,基本上花費的是前幾年的積蓄,「但因為幹的是為祖國人民服務的工作」,他「總是全力以赴,以苦為樂」。
1951年的一天,朱啟平自願報名,以香港《大公報》記者的身份參加了赴朝鮮的記者團,採訪在板門店舉行的和平談判。那時朝鮮戰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在硝煙彌漫中採訪,時刻都有被炸彈擊中或被機槍掃射的危險,記者們都在赴朝時留下了遺囑。而朱啟平的夫人又恰好要生小兒子,他也無法回家,在朝鮮開城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關於停戰談判,朱啟平寫了三萬多字的報道,這些嘔心瀝血之作,得到了老領導廖承志的誇獎。
回京後,朱啟平繼續擔任香港《大公報》駐北京記者,曾去東北、福建僑鄉等地採訪,以生動活潑、充滿詩情畫意的報道而著稱。他精通英文,經常校閱和翻譯外國電訊和評論文章,並在業餘時間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如《天方夜譚》《孤筏重洋》《查利•卓別林》等。
真心實意地熱愛著自己的祖國
1978年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百廢待興。在一次僑務會議上,廖承志對香港《大公報》負責人說:「把朱啟平調回給你們,怎麼樣?」廖公還同時把朱啟平的夫人孫探微調離《中國建設》雜誌社,去香港《大公報》英文版工作。朱啟平夫婦離京前,前去探望多年來對自己關懷備至的廖公。在病榻前,廖公語重心長地囑咐道:「你們去香港工作、辦報,不能搞極左。」
朱啟平到香港時已年過六旬,他被安排做夜班編輯,每晚步行至報社,一絲不苟地核對外電的譯文,工作認真負責,很快擔任了編輯部副主任。
身在香港的朱啟平時刻關心著祖國的發展,他幾乎每年回大陸。他的文章一如既往,期望祖國一天天繁榮富強。
朱啟平肺腑坦誠,真心實意地熱愛著自己的祖國。上世紀80年代,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書,不承認日本的侵略暴行。朱啟平親身經歷過艱苦慘烈的民族禦侮戰爭,有刻骨銘心的感受,他連續發表了三篇隨想以及《「中日不再戰」?》《血海深仇 永誌不忘》《中日友好 慎防逆流》,義正詞嚴地痛斥日本軍國主義的反動立場,嚴肅指出,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要「團結一致,自強不息,有備方可無患」。
1978年,朱啟平調到香港《大公報》任編輯部副主任,次年右派問題得到平反改正。1979年他隨中國代表團訪問西歐四國,憑弔戴高樂墓,撰寫了《偉大的平凡》一文,文筆優美,意義深遠,一時為人們所傳誦。
1985年退休,1990年移居美國加利福尼亞,1993年末病逝家中。晚年朱啟平回顧自己新聞生涯,對年輕同業寄予殷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