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商務印書館開始兼營電影的攝製，標誌著中國電影製片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具有一定的經濟技術基礎和相應規模、有比較明確的製片設想和一套管理制度的、較正規的電影企業的階段。
在當時，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最大的私營出版機構。1897年由幾位青年排字工人夏粹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等集資開辦，專營印刷業務。1899年，夏瑞芳結識當時擔任南洋公學漢文總教習的張元濟，邀請他主持「商務」編譯所。自此，「商務」開始由專營印刷轉以出版為主。
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是清光緒壬辰（1892）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刑部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他曾參與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被清廷革職，隱居上海，從事教育。他擔任「商務」編譯所所長後，為適應當時興學之需，開出版中國學校用書先例，編印了「共和國教科書」，凡小學、中學、大學、師範、專科等各類
學校用書，均大量出版；後又興辦尚公小學、師範學校、函授學社、平民學校等。意圖通過教學的實踐，得到編纂教科書的經驗。他長期擔任「商務」董事長，在他任職期間，不僅在創導新學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出版西方學術思想名著等），還不計近功，高瞻遠矚，搜羅善本秘籍，設「涵芬樓」，創辦「東方圖書館」，從而影印《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學海類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等巨著，在保存、搶救、積累、整理中國文化遺產、解決學者求書之難方面做出巨大貢獻。商務印書館經營電影事業是很偶然的。1916年春，有一個美國商人「攜資十萬，並底片多箱，及攝影上應用之機件等」來到中國，「設製片公司于南京，擬為大舉」。由於這個美國商人「不諳國俗民情，所如輒阻，以致片未出而資已折蝕殆盡」，「頒以器械廉價出售，藉作歸計」。當時拍電影還是件新鮮事，除了個別勇敢者，企業家一般都不敢冒險經營。這個美國人認識商務印書館交際科科長謝秉來。他病中約請謝到南京「磋商盤讓事」。謝同這個美國人洽談後，立即致電上海，說明盤進這批電影機械之利益。「商務」董事兼印刷所所長鮑咸昌得到張元濟等董事會成員的贊成，復電謝秉來，由其全權辦理。就這樣，「商務」以不足三千元的代價盤進了這個美國商人的一批電影器材，包括「百代舊式駱駝牌攝影機一架、放光機一架、底片若干以及所有一切生財」1。並把這些器材交由印刷所照相製版部新設的影片部，開始試辦電影拍片、沖洗業務。由照相製版部技工廖恩壽主持其事，另聘留美學生葉向榮擔任攝影師。同年，即1916年，拍了第一部短片《商務印書館放工》。到1918年，「商務」已拍攝了相當一批新聞片和其他短片。如《上海紅十字會遊行》《上海焚土》等。這些影片均由葉向榮、廖恩壽拍攝。
1918年，商務印書館派往歐美考察印刷、電影業務的鮑慶甲返國。同年7月，鮑咸昌在「商務」董事會議上提出擴大影片部的方案。在董事長張元濟支持下，作出決議：「印刷所照相製版部製件日見其多，地方已覺充塞，目下製造活動影片又需扮演實驗地方，議就該部東首加造樓房一層，造價約計數千兩。」2就這樣，電影業務從商務印刷所照相製版部劃出來，單獨成立了活動影戲部，聘請曾任基督教會報刊編輯的陳春生為該部主任。廖恩壽任正式的電影攝影師。原印刷所裝訂部工友任彭年也調到活動影戲部，當陳春生的助手。1918年下半年按照決議，活動影戲部的有玻璃屋頂、白天可以利用日光進行拍攝的場地建成。可以說這是中國最早的攝影棚。從此，商務活動影戲部開始了較廣泛的影片攝製。像風景片《西湖風景》《廬山風景》《北京風景》，教育片《女子體操觀》《養真幼稚園》以及新劇短片《死好賭》等，均是這時完成的。
1919年底，美國環球影片公司為拍攝連集片《龍巢》（Dragon Net）3，由導演亨利·麥凱伊（Henry Mackae）率領攝製組來到上海拍攝外景，請「商務」活動影戲部協助。由活動影戲部提供沖洗底片所需設備。還派任彭年等隨攝製組到北京等地照料並學習。半年後，這個攝製組在返回美國前將帶來的炭精燈大小數十盞及其他攝影器材全部轉讓給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從而得以進一步擴充，並改名為商務印書館影片部。1920年，「商務」又派郁厚培去美國，購回一批電影器材。同年，又在編譯所空地上修建了一所比較寬敞的玻璃棚，可以利用日光及燈光日夜拍片。除拍攝戲曲片《春香鬧學》《天女散花》等外，新劇（故事）片也從短片如《李大少》《車中盜》《猛回頭》《得頭彩》《呆婿祝壽》《憨大捉賊》《柴房女》等，逐步轉為拍攝長片，如《荒山得金》《蓮花落》《孝婦羹》《大義滅親》《好兄弟》《愛國傘》《松柏緣》。
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不僅具有一定的經濟技術基礎和相當的經營規模，而且也有比較明確的攝製影片的方針。「商務」高層人士如張元濟、葉揆初、李拔可等都認為電影是一種教育工具，所以一直予以支持，並把它當作一項事業來經營。以它最早出品的「風景」「時事」「古劇」（戲曲片）乃至「新劇」（故事片）的內容來看，其中也貫穿了電影為普及教育服務的目的，這是和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學校教科書及傳播社會科學文化知識相一致的。1919年，「商務」在給當時政府的呈文中也表明這一點。呈文說：「活動影片」是「通俗教育必需之品」；「與書籍之於學校者，為物雖異，功效無殊」。而且在中國影院放映的外國影片，「頗多偵探言情之作，輕薄險詐，甚為風俗人心之害」；而外國人拍的中國內容的影片，「又往往製取我國下等社會情況，以資嘲笑」。有鑑於此，「商務」影片創作，「擬先擇吾國風俗、名勝、工業之優美者，陸續試製。一面分運各省省城、商埠，擇地開演，藉以抵制外來有傷之品，冀為通俗教育之助；一面運售外國，表彰吾國文化，稍減外人輕視之心」4。
為了加強影片生產管理，1920年7月，訂出《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簡章》，規定了活動影戲部的組織機構、工作順序，以及有關製片方面的徵購腳本、腳本審核、經費來源，外請男女演員，及運輸發行、購備書籍資料等事項；同時還訂出了《活動影片定價表》《外國影片和普通影片租價表》。1922年1月又訂出《商務印書館改定租售影片辦法》等。「商務」考慮到當時除了幾個大城市外，小城鎮還沒有電影放映場所，所以就利用各地分館，以自制自銷或出租影片和放映機的辦法，來推銷影片。以後，由於技術設備的進一步完善，又訂出了出租攝影器材、代理拍攝影片和洗印等按拍攝膠片尺數計價的有償服務辦法。這樣，「商務」影片部又具有了以租賃設備、技術為基礎的製片基地的性質。我國最初的長故事片，中國影戲研究社的《閻瑞生》和新亞影片公司的《紅粉骷髏》，就是由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提供技術人員和攝影棚代為攝製的。
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雖然還屬於兼營性質，不能算是一家獨立的、專營的電影製片公司，但從它的整體情況看，已經具有了相當的規模，並有著從製片到發行、兼及代制的多種業務，還相應地制訂了一套管理制度和辦法。初步地顯露了現代電影企業的一些特徵。但是，看來「商務」的決策者們，對於電影市場的競爭性質，還是認識不足的。僅僅拍「時事」「風景」「教育」等類影片，雖有意義，但實難賺錢；即便是「古劇」「新劇」片，也實難參與當時的以外國情節片為主的電影市場競爭。「＇商務＇的出品並不為影院商人所重視，因而不能解決對市場的問題」5，而它的自製自銷辦法，也帶有企業自身的封閉性，無法從更多的管道獲取利益。直到後來拍攝的長故事片如《愛國傘》《大義滅親》《松柏緣》等商業片先後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的電影院公映，營業才稍見好轉。但是，教育的宗旨和賺錢的需要，在這時也暴露得更加明顯。「商務」決策者正是在這種矛盾心情下考慮電影發展的。1923年7月，在商務印書館召開的董事會上，對電影經營何去何從，就有不同意見，有人主張繼續辦下去；有人主張停辦；有人主張只把它看作給「商務」作宣傳的「廣告」，作為公司的一種點綴品6。這樣又持續了兩年多，僅拍攝了《醉鄉遺恨》《情天劫》兩片，便於1926年下決心把電影從「商務」劃出去，另組國光影片公司，以圖避開「所制各片，難免與教育本旨稍忤」的尷尬局面，從而「可以免去外界詰責」。7「商務」就這樣結束了它的拍片歷史。
Reference:
- 徐恥痕：《中國影戲之溯原》、《滬上各製片公司創立史及經過情形》，《中國影戲大觀》第1集，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年版。 ↩︎
- 《第204次會議記錄（1918年7月16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會議記錄》。 ↩︎
- 舊譯《金蓮花》，1920年完成並在美國公映。 ↩︎
- 《為自製活動影片請準免稅呈文》，《商務印書館通訊錄》1919年5月號。 ↩︎
- 鄭君里：《現代中國電影史略》，《近代中國藝術發展史》，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21頁。 ↩︎
- 《第284次會議記錄（1923年7月24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會議記錄》。 ↩︎
- 《第310次會議記錄（1925年12月8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會議記錄》。 ↩︎
From：中國電影藝術史 1896-1923 作 者 ：李少白，邢祖文主編；李少白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