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富翁
大陸出生的杜紀川，在臺灣長大。
在臺灣讀完高一後，杜紀川從高雄搭舢板船偷渡到香港，再以大陸難民身份取得香港居民證，1962年轉赴德國，在Techniche Hochschule Darmstadt攻讀電 機工程學位，1972年移居美國，從房地產銷售工作起步謀求發展。
幹房產銷售期間，杜紀川在籃球場上遇見了一生的摯友—後來的創業拍檔孫大衛。相投的興趣，讓二人相見恨晚。此後，他們時常一起交流，盤算追求美國夢的機會。
當時，孫大衛在一家科技公司做硬體工程師。他常常和杜紀川提起：公司做一塊電腦主機板成本200美元，售價卻高達2000美元，而且根本不愁賣，賺錢效應實在驚人。學工科出身，又在地產銷售中有了銷售自信的杜紀川從中聽出商機：不如我們也來幹這樣的生意，你來設計主板，我來負責銷售。
1982年，二人同時辭職，在杜紀川家的車庫創辦了專門做伺服器記憶體的公司：Camintonn。因為趕上了美國計算機產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他們的生意出奇的好，常常是產品還沒出來，人家就已把貨款交到他們手上。
兩年後，一家計算機公司希望收購Camintonn。深感創業艱辛，說自己也沒什麼鴻圖大志的兩個人，覺得錢賺到這樣已經差不多了，於是賣掉公司，把各自分到的100多萬美金交給股票經紀人去做投資，開始了安逸閒淡的生活。
重頭再來
1987年10月17日，美國股市在屢創新高後突然崩盤。道指一天跌幅高達22.6％，很多股票從上百塊跌到幾塊錢。幾小時內，美國股票總市值蒸發5000億美元，相當于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8，很多投資者輸掉了全部身家。
杜紀川和孫大衛投入股市的錢全部賠光。一天之內，從百萬富翁變得一無所有。突如其來的打擊，讓他們陷入悲傷，尤其覺得愧對家人，但回到家中還要強作笑顏，假裝沒事。
夜深人靜，已經46歲的杜紀川，既無處話淒涼，又要操心如何渡過眼前的難關，謀劃一家人的新出路與活法。孫大衛也好不到哪裡去。
兩周後，兩人心情稍微平復，相約出來喝咖啡。他們相互安慰、鼓勵，最後決定再次創業，重頭再來。
途中，他們開車經過海邊，夕陽西下的日落美景震撼了兩人。他們決定停下車來，好好享受一下那久違的輕鬆與美好。
看著漸漸落入海平面的夕陽，回想一路走來和遭遇的突變，沉默良久之後，兩人幾乎不約而同地對著大海與落日喊道：總有一天我們還會賺回來！
無為而治
杜紀川翻箱倒櫃才從車庫找出2000美元，充當了新公司的啟動資金。他們為公司取名「金士頓科技」，之後便一頭扎進車庫，再次創業。
今天，由他們創辦的金士頓科技不但是全球最大記憶體企業，更是全美備受讚譽的最佳僱主，並以獨特的企業文化著稱於世。
杜紀川和孫大衛奉行一套與眾不同的管理文化與商業價值觀。他們幾乎從不採用MBA或現代企業治理中關於人事管理和績效考核的嚴苛辦法，除了工廠生產線排程以及財務規畫這兩個領域外，金士頓幾乎是一家沒有「管理」的公司。
「尊敬、忠貞、公平、彈性與適應性、對員工投資、工作樂趣」是杜紀川和孫大衛的經營價值觀。他們把公司和員工之間的關係塑造成家庭和家人關係，員工上班不用打卡，也沒有KPI，別人相信制度和管理，他們相信良心，相信我對你好，你就會對我好。甚至他們說自己是資本主義下的共產主義人。
因為這樣的管理文化，金士頓成為美國科技界一個令人嚮往的「烏托邦的理想國」，也是一度備受質疑的「奇葩公司」。
金士頓規模尚小時，《洛杉磯時報》一位記者前往採訪。見識過杜紀川、孫大衛的「無為而治」後，他警告二人：你們現在可以這樣管，等做到2億美元就不行了。後來，金士頓做到了2億美元，這位記者再次來到公司，發現公司的管理依然沒有變化，又改口繼續警告：這種方式一定做不到10億美元。
「現在我們每年營收超過65億美元了，但還是在這樣管理。」後來，他們這樣告訴這位記者。這位記者則感嘆，全世界也沒有其他人像他們這樣做生意。
另類富豪
或許是對創造財富有足夠的自信，或許是股災中的經歷讓他們看到：金錢即使失去，也不過如此。杜紀川和孫大衛再次創業後，始終把錢看得很輕。
聽到員工有什麼困難，杜紀川會二話不說，塞個兒百幾千美元進員工的口袋；和員工出差，他喜歡來個額外的免費旅行，讓「工作寓於娛樂」，甚至，還會帶著他們到賭城看秀，開心一把，放鬆平日的緊張。
1996年，孫正義的日本軟銀以14.5億美金收購金士頓後，杜紀川和孫大衛在員工應得的獎賞之外，拿出1億美元分給所有員工，每個員工平均分到超過200萬元人民幣。
令人羨慕也稱奇的是，大方付出的他們，最後總能得到更多；從來不把錢放在第一位的他們，最終卻成了世界級的超級富豪。
比1億美元分紅還要傳奇的是：當孫正義以14.5億美元買下金士頓，支付了11.7億美元，因為運營資金緊張，希望對剩下的近3億美元延期支付時，杜紀川、孫大衛只是相互打了個電話，就告訴孫正義：這3億美元，我們不要了。
讓所有當事人都想不到的是：1997年，對硬體企業不再有興趣的軟銀，決定把金士頓賣掉，最終又主動找到杜紀川、孫大衛，讓他們以4.5億美元買回了金士頓。
14.5億美元賣出，4.5億美元買回，即使剔掉那一句話就送給孫正義的3億美元人情，杜紀川、孫大衛還是在1年多的時間裡，因為孫正義的這一「折騰」，淨賺了6億多美元，可謂是全世界對孫正義最大方，也是從孫正義手中賺錢最狠的人。
問：是什麼支持金士頓持續高增長？杜：一直以來，我們努力於不斷「突破」自己。我們從未用守成的思維來思考業務和發展，總是強調進取，強調朝前看，強調竭盡所能去把握新機會。
我們一向堅持獨特且吸引人的企業文化，持續投入科技創新，讓同事始終擁有最寬鬆的工作環境，去發展最高質量、最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和服務，並得到最好的工作回報。
我們說，我們是先資本主義，然後共產主義。這也是我們能夠持續團結一致、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問：你在德國留學，怎麼去了美國？杜：我不算是一個好學生。中學在臺灣念師大附中，因「外務」太多、逃學也多，而被退學。我並不是不喜歡念書，只是覺得生活不應只專注在書本堆中。也因為這樣，我的家人決定送我到德國，讓我自己去闖世界。
在德國念完書之後，我決定到美國發展。說來有意思的是，我在德國攻讀電機工程專業，但到美國卻做了房地產銷售的工作，並非一開始就踏上高科技之路。
我一貫的作風都是，從容易做的事情做起並且做好。當時的環境是，找房地產銷售工作比較容易並且能掙錢，而做高科技或者工程師則困難一些。
問：你和孫大衛是怎樣開始創業的？杜：我做房地產銷售的時候認識了孫大衛。他在一家公司做硬體工程師。他常常和我說：一塊主機板賣2000美元，但成本只有200美元，實在是很賺錢！我很羨慕這個生意有這麼高的利潤，這麼好掙錢，於是就想到一個主意：可不可以我們合作，你設計主機板，我來銷售？我認為，只要他有信心做出好的主機板，我就有信心將主機板銷售出去。
問：於是你們就幹了？
杜：對，孫大衛同意了我的想法。我沒有看錯他（笑）。我把家中的車庫當成公司辦公室開始創業，成立了一家銷售Work Station記憶體的公司。
我們兩人都是工程師出身，沒有製造、成本、銷售等經驗，但我們很大膽，還在摸索時期，就刊登廣告招攬客戶。兩年之後，這家公司被一家計算機公司收購，我們兩人各拿了100萬美元。
這在當時算不小的成功，我們有些陶醉於這個成績，把錢交給股票經紀人進行股票投資，開始了近乎退休的愜意生活，希望股票大賺，愜意到老。
問：因為股票投資的效果不好，才轉而做了金士頓？
杜：不是不好，是非常糟糕。1987年10月17日，美國股市一夕之間崩盤，我和孫大衛的積蓄化為烏有。
那天是我畢生難忘的日子。原本，我們已財務自由，但一夜之間一貧如洗。
一陣非常沉痛的沮喪後，我們決定重頭來過。
我們看好當時的記憶體市場，決定繼續創業。但再一次開始時，條件已非常艱難。我還記得，我們在家中抽屜里東翻西找也找不出來多少錢，最後還是在車庫中找到差不多2000美元，於是就以那2000美元作為資本，創立了金士頓。
問：金士頓成立後發展順利嗎？你們採取了什麼辦法重新站起？
杜：人們都說，成功沒有捷徑。但我認為是有的。成功的捷徑就是懂得發現市場的潛在需求，懂得利用市場上已有的東西，加上自己的東西去滿足需求。這也是我們給金士頓找到的成功捷徑。
我們看準了DRAM市場的潛力，大量低價買進DRAM顆粒，重新設計包裝，然後再以模塊方式銷售出去。市場驗證了我們的判斷，DRAM大缺貨，我們也就天時地利人和，很快做出很好的成績。
問：1996年8月，日本軟銀以14.5億美元收購金士頓80％的股份，你們為什麼要賣公司？
杜：其實，我和孫大衛並不想賣給他們，但是他們十分堅決而且鍥而不捨。我們兩個人，應該說，都不是那種非要做出偉大成就的人，我們都熱愛生活，不把工作當成人生的全部。軟銀讓我們看到了再次退休享受生活的機會。
另外，我們也在思考著，DRAM產業波動劇烈，公司規模日漸壯大，經營稍有不慎，怎麼保障員工呢？軟銀那麼有實力，又雄心壯志，讓他們經營應該沒錯。所以就決定將公司交給日本軟銀經營。
問：這中間，你們還免掉了軟銀近3億美元的未付款，為何要這麼大方？
杜：軟銀當時正努力擴張，運營資金比較緊張。交易過程中，他們對最後的幾億資金感到無力支付。於是向我們說明困難，並且提出延期支付的希望。
我和孫大衛認為，我們已經收到了10多億美元，已經賺到足夠多了，這幾億美元可以說是多出來的錢，不需要為這筆錢讓對方受苦。所以就告訴對方說，剩下的，我們不要了。
問：但1997年7月你們又以4.5億美元把這個股份買了回來？
杜：是。這個過程充滿戲劇性。
後來軟銀髮現買下金士頓是個錯誤的決策。當時他們所投資的公司都以網路公司為主，只有金士頓和另一家出版社與軟銀其他公司的屬性差異甚大。
隔行如隔山，每當軟銀股價上漲時，這個問題也總是會被市場分析師提出來，讓他們十分頭痛。但他們也不想將金士頓易手他人，只想我和孫大衛將金士頓買回來。被他們的誠意感動，我們也就答應了他們，重新把公司買回來。
對方也給了我們很優厚的價格：1年前我們用10多億美元賣出去，現在只要不到5億美元的價格就買回來，而公司在這期間的業績還在增長。
問：免掉人家3億多美元，一賣一買淨賺了6億多美元？很想知道，這幾億美金飄來飄去，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
杜：我們曾經一貧如洗過，然後又經歷這樣的財富起伏。大有一種「千金散盡還復來」的人生體驗。這可能也是堅定我們價值觀和管理文化的一個原因。
我和孫大衛從來不會為錢吵架，我們也不會只為錢而做事，我們很清楚：人生中，還有很多東西是比錢財還重要的。我們一直認為，在相比較之下，金錢是比較不重要的。
問：出售股份給軟銀的當年，你們把一億美元分給員工，你也多次當選美國人心中的夢幻老闆，請你和我們分享一下對待員工、對待管理的心得？
杜：我們一向將員工視為一家人，而不是站在資方的角色去對待員工。金士頓將員工視為一家人，我們一直都與大家共同分享利潤，並以此作為對員工的感謝。我們一向相信：快樂的工作環境是大家能夠達到極佳工作績效的關鍵，所以一直努力營造可以讓員工快樂工作和享受工作的環境。
金士頓就像個大家庭，所有的員工對於這個「家」都有著一份歸屬感。在這裡，任何問題都能夠商量、討論以及分享。我們和供貨商以及客戶之間，也像親人一樣，互相幫忙和扶持，讓商場上的爾虞我詐在我們這裡看不到。
談到員工管理，其實金士頓的「以人為本」管理方式是沒有跨國或跨文化區別的。舉個例來說，我們在歐洲的員工，有25種國籍，我到歐洲出差時，大家一同吃飯或是閒話家常，都是一樣的，不會有不同的相處方式。關心員工是不會因為國籍或是地區不同而有差別的。
不過呢，因為文化差異，雖然大方向不變，但是與各地員工間的管理方式，還是會依文化差異而作調整，這樣才能夠做到充分瞭解員工需求，盡量滿足員工需求。
問：你和孫大衛是公認的黃金組合，你們之間有沒有出現過危機？
杜：我和孫大衛彼此信任及尊重。我們對彼此的信任維繫了我們幾十年的關係。尤其是我們的患難之情，讓我們不會為了錢吵架。但我們會為了idea（主意）吵架。遇到了分歧，我們會平下心來，想一想，再進行溝通，交換想法，然後達成共識，不會有吵到面紅耳赤的情況。
我和孫大衛都很幸運，能有今天這樣還算滿意的成就。我們認為創業夥伴的關係就像夫妻，要看對方的優點，而不是挑缺點，尤其是兩人之間不能過於計較，不能去計算誰貢獻多、誰貢獻少，這樣合作才能長長久久。
問：在你的記憶里，你過得最艱難的是哪一段歲月？對你產生怎樣的影響？
杜：留學德國時，我一句德文都聽不懂，再加上當時的德國很排外，因而內心非常惆悵，感覺好像被孤立了。那時，我還在親戚經營的中國餐館打工，常常會受到客人的冷嘲熱諷。在那段歲月中，我體會到人情冷暖。但它最終帶給我正面的力量，讓我日後懂得如何應付各項挑戰和挫折。
問：你現在的日常作息怎麼樣安排，有什麼特殊的愛好呢？
杜：我的工作時間表經常排得滿滿的，工作之餘喜歡打籃球，也喜歡打鼓。
我在臺灣念書的時候，就與同學合組了熱門音樂團（Band），這可能是臺灣最早的學生樂團吧！也因為對於西洋音樂有著不可言喻的喜愛，現在，我和一群喜愛音樂的朋友組成了「加州夢幻大樂團」，我負責打架子鼓。我們經常會在華人小區的慈善籌款會義務演出。
問：現在，您怎麼看股災中一無所有的經歷？
杜：在我的記憶里，我總是覺得1987年10月17日那一天才是金士頓真正的誕生日。因為沒有這個節點的出現，我們就不會重起爐灶，後面的故事就不同了。
1987年，我已46歲了。一個46歲的人，從百萬富翁跌落到生活開支都有問題，甚至還有負債，然後兩手空空重新開始，這並不容易。我也一度非常絕望。很慶幸的是，我沒有一直沮喪下去，而是選擇了重新開始。
現在回頭看，我得感謝那場災難。
46歲讓我一貧如洗也是上天給我最好的禮物，否則，我們就不會被逼無奈，繼而創造出今天的金士頓。所以，我總是鼓勵那些遇到困難的人，尤其是受到打擊跌至低谷的人，無論多麼困難，都要相信自已，不要放棄，要朝前看。要把低谷當成是開創人生新高峰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