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採用的神經心理測驗大多數起源於美國，美國製定了神經心理測驗規範和測驗標準。另一方面，神經心理學明顯是屬於跨學科的領域，神經心理學家也處於一種獨特的地位，他們能夠透過一種有意義的臨床方式—跨模式的大腦測量方法（如神經成像、蛋白組學、遺傳學、代謝組學）來了解大腦情況，創造性整合生物樣本、認知科學和技術平臺的腦評估技術，未來，神經心理學家將繼續提高其能力和影響力。
一、臨床神經心理學評估
儘管神經心理學家的角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但是臨床神經心理學評估初衷和目的多年來一直未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檢測神經功能障礙並指導鑑別診斷。②描述隨時間的推移認知能力的變化。③指導關於日常生活及治療計劃的建議。隨著越來越多敏感的和多模式的神經生物學標記資料的出現，神經心理學評估從最初的「發現病變」轉變為對來自大腦—行為混亂病變模式的深入描述。儘管目前在該領域已有大量的金標準，而認知評估工具的進步主要落腳在這幾點：①對目標的大腦—行為關係敏感。②與其他大腦測量工具一併開發和發展。③在不同環境下的評估工具的可獲得性及可行性仍是將來需要研究的問題。總而言之，有什麼樣的神經心理測驗工具，就有什麼樣的創新性成果，神經心理學家的成就受限於用來探究大腦功能的這些工具。
二、現代神經心理學評估方法的簡單介紹
1．Luria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Alexander Luria在俄羅斯期間的工作是開創性的，是神經心理學評估早期重要階段。大腦可以執行目標及導向行為，它的功能是由環境和文化背景（如語言）塑造形成的，Luria的這種創新性思維引領他系統性地描述了大腦功能模組。他的這種描述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定性描述，但是Luria的主要目的是描述支援相應功能系統的大腦基礎，重點強調可能包含多種簡單神經行為功能重要性（Luria，1966）。Luria促進了對不同大腦分割槽有各自特有功能的認識，擺脫了對大腦疾病一刀切的診斷。然而，他的技術是高度靈活和非標準化的，使其難以進行可靠的複查。
認識到這一問題後，他的學生 Anne-Lise Christensen 發表了一個更結構化的Luria 方法，這個方法結合了定性和定量兩方面的測驗方法（Draper，1976）。最後，CharlesGolden進一步規範並結合了Luria和Christensen的成果，發展了Luria-Nebraska的神經 心理測驗方法（LNNB；Golden，Purisch，＆Hammeke，1979），從將近2000個原始測量 專案縮減到269個，覆蓋14個領域（例如運動、節奏、記憶、智力）。
在美國，其他標準化的神經心理學評估也在發展。20世紀50年代，Arthur Benton是第一批批判神經病學缺乏有效工具來測量常見的神經綜合徵（如失語症、失認症）的思想領袖之一。透過他對神經行為評估的系統研究，Arthur Benton開發了幾種至今仍被廣泛使用的個體化測量方法（例如，Benton視覺保持測驗），並形成Iowa—Benton神經心理學學院。此外，透過這些測驗方法的發展，Arthur Benton開始提高人們對人口統計因素（如年齡和教育）在測驗中的重要性的認識。
2．固定的測試方法
此外，另一種與此前完全不同的方法也漸漸發展起來，即使用一套通用的、相對全面的評估來管理所有患者，而不考慮患者各種不同的病史、臨床症狀與體徵。固定測試方法的評估時間雖然更長並且需要更大的負擔和費用，但它保持了恆定的測試條件，可以直接比較不同神經疾病的測試結果。固定測試的高標準特性使得研究更容易進行，並且可以獲得更全面的規範資料，更好地理解了它們的心理測量特性，獲得了更廣泛的經驗基礎，神經心理學家可以從中對測試結果做出解釋。神經心理學評估史上的兩位主要領導者Ward Halstead和他的學生 Ralph Reitan是固定測試方法的先驅。作為20世紀中葉的一位生理心理學家，Halstead信奉一種神經心理學評估哲學，它類似於一系列科學實驗。他認為在個體事件中是沒有科學規律可循的，他強調需要開發精確的、系統的測試方法，用足夠的比較案例來解釋個人測試分數（Reitan，1994）。Reitan 同樣堅信經驗主義應該是神經心理學評估的核心（Grant＆．Heaton，2015）。
在Halstead早期工作的基礎上，Halstead和Reitan密切觀察了門診和家庭中的個體患者，從而形成和完善了一些測量方法，這些方法捕捉到了觀察到的大腦—行為關係，這種關係可以更廣泛地進行推廣。基於對各種各樣神經疾患者群檢測結果的20年研究，Reitan在1985年最終發表了Halstead-Reitan成套神經心理測驗（HRB）。HRB的目標 是成為一種系統的、定量的手段，透過行為表現評估公平地測量神經系統疾病的存在、位置、程度和性質。由於其可複製的過程和高度定量的結果，HRB試圖將神經心理學的實踐從「藝術轉向科學」，並且這確實是神經心理學中研究最多的評估內容之一（Kreutzer，2011)。
3．Boston過程取向
神經心理學實踐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是由Edith Kaplan領導的「波士頓過程取向測試方法」的發展。雖然Boston方法既可以用於靈活組合的測試方法，也可以用於固定的成套測試，但它通常更傾向於靈活的評估方法，並且在概念上可能更適合於靈活的評估方法。Boston的方法強調患者是如何得出答案的（例如，所犯錯誤的型別），而不是依賴於單一的客觀評分。在這個方法中，測試出的患者誘發相關行為的認知損害，往往不是傳統的標準化測試中強調的重點。
在Kaplan的影響下，Delis、Kaplan和Kramer一起將波士頓方法的標準化提升為如 今使用最廣泛的神經心理學評估工具。加州詞語學習測驗（CVLT，1987年第1版；2000年第2版）和韋氏成人智力量表作為神經心理學工具進行了修訂（Kaplan，1991），緊隨其後的是Delis—Kaplan執行功能系統（DKEFS，2001），是一種需要提供統計引數來量化偏離預期的認知策略（例如，CVLT首因效應；DKEFS誤差分析）。
4．常模標準
測驗常模簡稱常模，指一定人群在測驗所測特性上的普遍水平或水平分佈狀況。隨著這些基礎評估工具的發展，人們也越來越多地認識到，非神經疾病引起的、起病前的因素對測試結果有顯著影響。文化環境能夠影響大腦發育這個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Luria時代（Luria，1966）。20世紀70～80年代，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超過40％的測試分數差異是由一個單一的人口統計因素（例如年齡，教育）造成的，而當把人口統計因素結合在一起時，甚至可以調整更大的正常方差（Heaton，1991）。然而，針對這些發病前因素的系統調整方法的發展卻很滯後。
最初的常模工作僅側重於年齡的影響（例如，韋氏成人智力量表），Reitan的學生之一Robert Heaton認識到這一差距，並率先開發了針對多種背景人口統計學因素進行調整的常模標準。1991年為配合推廣HRB應用釋出的「Heaton常模」，是當時最綜合全面的標準，他們根據年齡、性別和教育的影響進行了調整（Heaton，1991）。他在2004年的後續修訂中加入了種族的影響，引用了越來越多的文獻來證明種族對測試結果的影響。
Heaton主張將種族作為影響大腦發育的重要社會文化因素（例如教育質量、社會經濟地位、醫療保障、文化背景），在當時這是評估方法中的一個關鍵點，儘管時至今日這些方法仍然存在爭議。Heaton並不是唯一著手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同時，由Robert Ivnik和Glenn Smith 領導的梅奧診所對美國老年人進行了常模研究（mayo older americans normative studies，MOANS），旨在改善老年人常用的神經心理學工具的評估效果（Ivnik，1992）。在1992年，MOANS專案開始針對各種經典測驗建立常模，並在21世紀初持續更新了這些常模資料，包括對少數族裔的調整以及細緻考慮何為老年人的神經系統「正常」。
穩健的常模標準只是指儘可能使用神經正常的個體來提供比較標準。在為老年人制定常模時，潛在的神經退行性病理可能在臨床表現前幾十年就已經出現。將臨床前無症狀的個體納入一個標準佇列可能會增加代表性，但也會增加變異性，降低對獲得性損傷或疾病的敏感性。然而，有許多實際困難限制了在大規模的常模研究中識別神經系統高度正常的個體的可行性（例如，在採用PET進行腦部掃描的費用高昂）。
儘管在過去的20年中，常模的發展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關於如何運作「正常」的大腦功能，還有許多其他有趣且潛在重要的問題尚未得到解答。例如，在「正常」群體中，教育背景、知識儲備、醫療保障、營養情況、生活方式因素、環境風險及年齡對認知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教育效果的差異是否取決於個人教育資源狀況、家庭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以及環境中可能干擾了教育進行的其他方面的壓力？
例如，Jennifer Manly的開創性地在神經心理測試中分析了種族不同導致的差異因素，結果表明，教育質量可能才是這些測試差異的關鍵潛在因素（Manly，2002）。其他的問題包括，性別對測試結果的差異是源自社會傳統性別角色還是性別導向的機會和期望不同？此外，如果這些背景因素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這將如何說明常模標準需要更新了？或者甚至是反映年齡、教育、性別和種族／民族的不同影響的以世代為基礎的常模標準。現在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以及它們如何隨著文化價值觀的改變而改變（例如，性別與少數民族平等），可能會對我們對未來的神經心理測試表現的期望和理解產生重要的影響。
5．文化和國際因素
與此相關的是，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國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包括那些母語是非英語的人，以及不是在美國出生、成長及接受部分美國教育或是完全不接受美國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測試明顯受到價值觀、習俗、經驗及認知風格的影響，這種認知風格不同於當初開發和標準化時代的測驗文化。文化、語言、教育質量、讀寫能力、貧困或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對評估過程的熟悉程度及溝通方式均可能影響測試分數。
經驗法則提示，被評估個體與制定該測量方法的主流文化之間的差異越大，測試分數可能沒有反映其假設的測量結果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這個測量方法是根據受試者母語為基礎的，並且具有相同的文化及種族背景，文化中的差異性可能仍然顯著影響受試者的測試分值。例如，Flores（2017）研究顯示在健康的拉美裔美國人中，甚至是在以拉美人群為樣本和標準的人群中，日常使用西班牙語的頻率、受教育程度及出生地點均對測試結果有顯著影響。
當基於美國環境下建立的神經心理學測試被應用時，這些問題將進一步強調和放大。評估人類基本能力的重要性因文化而異，這取決於特定的文化價值觀和日常需求。例如，在大多數美國文化中，快速資訊處理是有價值的，教育實踐經常強調，更快的表現意味著更好的結果。然而，在西班牙文化中，速度和質量往往是相互矛盾的，緩慢細緻的處理過程被認為可以得到最好的結果（Ardila，2005）。
有些專家認為，發展中國家需要與這些人群加相關的測試方法。但是，目前還不清楚是否在測試中的變化本身就使他們在其他環境下更有效，或者需要的只是使用不同的規範標準。當然，有些測試方法在不同環境下測試的結果沒有實際意義，有的測試方法卻有意義，具體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了這些差異還不得而知。同樣，特別是在幅員遼闊和變化多端的發展中國家，尚不清楚一個國家或環境的常模標準是否可以推廣到其他國家。如果可以，哪些條件是可以進行推廣的重要因素？這些都是神經心理學研究者仍需尋求答案的問題。全世界都需要有效的神經心理學實踐和研究，制定針對特定人群的測試常模或是適用於地球上每個人的新測試方法依然存在挑戰。
目前，美國和歐洲制定的測量方法普遍適用於其他文化背景，儘管在特定文化測試和常模發展方面還需要努力。例如，埃及一直處於發展基於阿拉伯語評價標準的前沿，從1920年代開始，由E1—Kabbani領導的團隊連續將常用成套測驗擴充套件到其他文化中（例如，HRB、LNNB有阿拉伯語版本）。最近，Fasfous（2017）發現，在對阿拉伯人口的研究中，儘管有117種單獨的神經心理學測量方法，但是隻有53種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指南指導下被規範化。語言流暢性測試、韋氏記憶測驗、韋氏智力測驗、連線測驗、Wisconsin卡片分類測試、Ravens矩陣測驗、Bayley嬰兒發育量表第二版是阿拉伯國家測量認知功能的最廣泛的方法。
在美國和歐洲文化之外製定常模標準的其他嘗試表明，當常模標準化和文化有效性的潛在問題得到適當處理時，所衡量的結構具有可比性，當然，也會出現一些例外，比如音韻流暢性（例如，列舉P開頭的單詞）。一個測驗從西方到非西方環境，還受到對測驗指導語的理解、周圍環境、測驗動機、受試者職業和社會經濟地位等許多因素的影響，所以，測驗的跨文化研究方興未艾。
三、神經心理評估的科學進展
（一）定義縱向變化的技術
神經心理學測量最初是為了識別大腦功能障礙而構建的，但神經心理學家一個突出的新興角色是透過反覆評估來監測症狀的進展或恢復，在康復情況中尤其如此。因此，在我們的經驗評估方法中，量化「什麼是測試方法的重大變化」是另一個相對較新的進展。可靠變化指數（reliable change index，RCI）是由Jacobson和Truax（1991）從文獻中開發 的，以確定初始和隨訪測試分數的差異是否超過了隨機變化與臨床顯著變化之間的差異。RCI是基於個體測量的可靠性，可以用來估計不同測試分數之間的標準誤差。
有趣的是，研究發現單純的RCI是準確率最低的方法，反而其他的方法似乎相對準確。然而，無論採用何種方法，個體基線的情況對變化分類影響最大，特別是在臨床佇列中，這些情況在正在發展改變的模型中影響最大。
這些研究為Wechsler發展先進的臨床解決方案軟體和其他計算器的發展，以及幫助
我們量化認知「損害」和分數改變奠定了基礎。例如，Crawford和他的同事們利用現有的資料庫開發並豐富了給予迴歸分析的個人認知功能預測方法，這種方法也可以適用於縱向隨訪（Crawford，2012）。使用現有的資料回答正在出現的神經心理學問題的這種方法是創新的，並有助於促進該領域的快速發展。
（二）常用指標的測量方法
為了充分利用資料並結合科學研究成果，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最近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發展標準化的方法來對不同研究認知能力的方法進行評估。這樣的方法除了更加強有力地回答了無數的科學問題，還特別適合多中心流行病學研究和臨床試驗的監測。有了這樣的目標，有些研究者開發了一種新型的測量方法，這種方法具有群體特異性(measurement and treatment research to improve cognition in schizophrenia, MATRICS；Nuechterlein等，2008）並解決了更廣泛的終生神經行為評估問題（NIH toolbox for assessment of neurological and behavioral function；Gershon等，2013）。
雖然這些方法代表了神經功能標準化評估的巨大成就，也是我們未來對大腦功能理解的潛在轉折點，但他仍然保留了傳統測量方法的常見缺陷。也就是說，儘管投入大型基礎設施和廣泛的專業知識推動這些措施的理論和經驗的發展，但是在人口、語言，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化中收集足夠的常模資訊方面還是困難重重，需要持續性的努力來解決這些問題，每種測量方法的普遍性仍有待驗證。
（三）新的測量方法
雖然傳統的認知領域是神經心理學（情景記憶、語言、視覺空間技能）測量方法的重要基礎，但是一些認知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文獻對神經心理學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補充說明。儘管我們鼓勵研究者把這方面的內容考慮到神經心理評估測量方法中去，這些措施將對大腦—行為聯絡有深遠影響，評估方法也顯示出較強的心理測量特性，但是這些測量方法的應用完全取決於研究者或臨床醫生的目標（例如，若目標是測量人際交往能力，使用社會認知方法是非常合適的）。
1．動作流暢性（action fluency） 這不是一個新的認知結構，動作流暢性（產生動作的能力，例如，人們做的事情）是作為傳統詞彙及語義流暢的對應物產生的。動作流暢性涉及的是選擇性更強的額葉—紋狀體網路結構而非名詞生成中涉及的顳葉結構（Piatt，1999）。臨床研究顯示，額葉和顳葉同時損傷的患者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動詞生成困難而不是名詞，反之亦然（Damasio＆Tranel，1993）。同樣的，在近期對帕金森病和病變已涉及額葉紋狀體的艾滋病的患者研究中發現，與詞彙或語義生成相比，額葉—紋狀體網路結構在動詞上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缺失，而詞彙或語義生成任務對日常功能的評估結果有重要的預測作用。
2．前瞻性記憶（prospective memory） 前瞻記憶（PM）是指記住目標的能力。前瞻記憶包括利用額顳葉及其相關區域來執行（例如，計劃、監管、設定轉換）和情境記憶（例如，回憶、意向）等的能力（Ellis ＆Kvavilashvili，2000）。最初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 Elizabeth Loftus，但在過去的十年中，人們才開始對前瞻記憶的神經心理學研究產生極大的興趣（Raskin，2004）。在患有某些神經系統疾病（例如，艾滋病、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病，甚至正常衰老）的患者中，前瞻記憶會出現下降，與日常功能的下降有一定關係，甚至比傳統的情境記憶更有關。
3．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社會認知最初是透過社會心理學文獻而確定的，是一個人對其他人意圖和行為的感知、理解和反應的多方面能力。社會認知的例子包括識別情緒、心理理論（理解和總結他人心理狀態的能力）以及社會學知識。
雖然初期最深入的神經心理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精神分裂症相關（例如，NIMHMATRICS），在過去幾年的研究中發現最初的社會認知障礙是由神經系統介導（例如，行為變異型額顳葉痴呆、孤獨症譜系病、阿爾茲海默症、物質濫用）。重要的是，與傳統的評估理念相比，社會認知測量與區域功能結果的相關性更強（Pijnenborg等，2009）。
因此，將社會認知測量納入標準神經心理學測量方法，可能為指導日常功能推薦提供很多相關資訊。一些有效的措施包括NIMH MATRICS社會認知領域（Green等，2004）、內隱聯想測驗（Greenwald等，1998）、Ekman和 Friesen 情感處理（Ekman等，1976）和 Benton面部識別測試（Benton等，1983）。
4．日常功能（everyday functioning）有關神經心理學評估中的一個常見問題是，測試內容與患者正在經歷的現實問題缺乏明顯相關性。標準化神經心理學測量方法的擴充套件包括對神經功能減退敏感日常能力的評估，這種評估方法將豐富了評估的生態有效性。行為障礙綜合徵（BADS）的評估是第一批記入史冊的評估方法（Wilson等，1996）。例如，BADS測試方法之一「六元素測試」是一種廣泛使用的多工認知測量方法，可以測量出計劃及策略中相對薄弱的地方。
其他直接測量日常生活技能的方法在研究環境中亦越來越受歡迎，儘管這些測量方法在臨床上的應用並不常見。Moore（2007）確定了31種基於表現的各種功能技能的評估方法，評估範圍從藥物管理、烹飪，到穿衣、安全等。Marcotte和Grant（2009）撰寫的《日常功能心理學》提供了深入基於疾病表現的日常測量方法（例如，模擬駕駛）。
此外，鑑於網際網路的普遍性，評估工具的能力與在網路中的可行性和獲得性高度相關。例如，Woods和他的同事（2016）最近研究了模擬試銷市場（simulated market task， S-MarT）和基於網路的銀行評估技巧（web-based evaluation of banking skills，WEBS） 作為普通家庭活動（例如，購物和存款）及健康相關活動（例如，藥房給藥和健康焦慮）的質控評估者的能力。這些課題可以區分HIV陽性患者是否存在輕度認知障礙，並且不受既往網路經驗的影響，同時與標準化的神經心理學表現也有一定的相關性。
儘管真實測量中信度、內部一致性和同時效度一直非常高，但是令人驚訝的是，少有研究能直接證明他的預測功能。鑑於對真實世界的客觀功能的評估是他們的主要目的之一，未來需要完善更多的工作，固然這很難實現（例如，對現實世界狀態的可操作化是很複雜的）。為了避免成為另外一個紙質版神經心理學測試方法，基於表現的日常生活的評估工具必須在生態有效性（例如，減少結構化環境對任務的影響）和可靠地執行任務的能力之間取得平衡。目前神經心理學評估的經驗翻譯，對於現實世界可以更準確地幫助患者預測和指導。
四、未來發展趨勢及方向
（一）技術進步：計算機化的神經心理學評估
隨著技術發展的日益普及，計算機及平板電腦在神經心理學評估的作用在過去十年中迅速上升。最近，NIH投資於計算機工具的發展更加說明了這一點（例如：NIHEXAMINER，Kramer等，2014；NIH Toolbox，Gershon等，2013），雖然我們只能在此簡 單地探討一下計算化評估技術的發展，但是我們建議讀者參考2012年美國臨床學會神經心理學與國家神經心理學研究院討論的關於倫理、隱私、心理測量學、市場裝置和自動報表服務這些內容。
1993年，皮爾森是第一個透過計算機化的認知評估測試組進行認知功能評估的人。神經心理學評估指標（ANAMR）是獨特的，因為它最初是由美國國防部開發並透過vista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 在網際網路投入商業使用的。現在在ANAMR方面，已有幾 十年的臨床和實驗室資料，包括大於300篇的同行評審文章，詳細介紹了他的發展和使用。
然而，相對於一些較老的計算機化評估（例如，劍橋神經心理學自動化測試方法）已經擁有了大量的使用者基礎和驗證資料，新穎的評估平臺仍在繼續發展。線上、平板、智慧手機、可穿戴裝置以及基於虛擬現實認知功能評估等新興的測量模式正在發展（Brouliette，2013；Parsey，2013；Parsons，2015）。基於這些平臺，一個創新的應用是可以連續幾天或者幾周在家裡進行頻繁的認知功能評估，這樣的流動性的測試方法已用金標準工具檢驗，其具有較強的可信度、結構效率，並增強了生態效率。傳統的靜態、綜合測試與動態、簡化測試相結合的這種方式可能是一種認知評估的補充方法，這種方法更加適合於監測疾病或損傷早期階段的臨床改變，類似於其他醫學領域（如心臟病學壓力測試及動態心電圖監視器等）。
計算機可以自動完成很多操作以支援神經心理學方面的實踐（例如，遵循標準化程式、時間反應和做出快速準確的評估結果）。這些評估技術具有為實時認知和行為變化評估提供高度標準化和生態有效性的視窗的潛力，可以極大改善由於前往實驗室或者醫療機構有困難患者的困境。然而，這些技術的整合是複雜的而不是簡單的拿來就用，而且仍然有很多棘手問題以待處理，必須要確保合格和有效的網上應用（例如，網際網路連線、測試者的理解程度、注意力集中程度）。一個主要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評估工具依賴與不斷變化的技術發展，然而，最新的技術是非常吸引人的，任何有效評估方法的改變都將改變他的潛在的生理測量屬性，如果沒有一個成本很高的重新規範的過程，則新的測量版本無法使用。如果在規範測試方法之後，那麼技術改變將不可避免，所以在適應新技術或對測試結果產生影響之前，強烈建議細緻操作後存檔。毫無疑問，技術將在未來神經心理學評估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透過加強延伸和潛在的標準化的措施提高診斷率和進行早期治療。只有神經心理學家參與及將心理測量技術發展到最前沿，才會有這樣的能動性。
（二）納入初級保健及腦健康評估計劃
儘管我們對大腦健康相關因素的理解（通常是可改變的）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然而面向大眾系統性的傳播（包括其他醫療領域）仍是遠遠落後。出自神經心理學家之手的現實世界的改善工具和視覺化神經行為資料正在萌芽。例如，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和奎斯特公司聯合開發了一套關於痴呆的護理路徑，這是一套為非專業人士提供的，以技術支援為導航，自動化分析、多媒體教育軟體為主的大腦評估計劃。
初級保健是其他身體系統疾病預防的關鍵，他的理想定位是容納大腦評估。隨著敏感的、標準化的，以及易向管理者呈現的行動式篩查裝置的發展，大腦狀態的客觀監測將會成為可能。不斷地努力將此領域重要的進展轉化為現實世界的診斷和治療是我們當前發展的重要趨勢。
（三）神經心理評估的基礎建設
神經心理評估中另外一個重要的、未得到充分重視的問題是常模基礎建設。儘管我們取得了進步，但是我們常常不知道一個測量分數是否異常或者分數模式是否是針對一個特定人群或個人。當然，所有的測試必須對測試者來說是合理正常的接受範圍，然而很多測試沒有適合於多種人群的常模標準。大規模的規範化研究當然會有幫助，但是成本很高以至於資助機構不會為此而支援此種研究。
當政府資助機構（NIH）資助非專利的認知測試（如國立衛生研究院測試組）的規範化標準時，這通常是一次性努力，由於全國人口普查結構發生變化，這些標準可能會過時。相比之下，個性化測試可能由於經濟動機而經常被修改，並且無論這些測試和與之不同測試內容之間的關係如何，都可能變得脆弱或者無效。這個問題在以技術為支援的評估中尤為明顯，這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問題，目前的雜誌期刊應該優先考慮這方面的工作，直到有一種新的、實驗性的方法來評估特定的疾病或者大腦系統。至少，使用健康對照組的新研究應該考慮並報告這些結果是否在現有標準的預期範圍之內。
神經心理學應為自己比其他心理學更富有經驗而感到自豪，但仍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隨著神經心理學的不斷髮展，評估方法的進步將集中在儘可能早地發現大腦變化的能力上，可能會與神經功能的多模式標記物相結合（例如神經成像和生物標記物），我們對大腦與行為聯絡的理解和傳播將廣泛地促進公眾對於大腦健康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