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而言，中國文學當然也屬於外國文學的範疇。按理講，中國文學、英美文學都在外國文學之列，當然都存在著一個接受、輸出與輸入的關係。即如明治以後西方文化大量湧進日本，英、法、德、意等各國文學在日本文學史上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一樣，從理論上說，中國文學應該也不外乎此一範圍。
但事實上，作為外國文學的中國文學，在日本文學史上卻有著特殊的地位。這種地位絕非英、美、法、德諸西方文學所能取代。也就是說，中國文學不但作為客體文化與日本文學產生交流與影響，而且在古代還為日本文學的發生、形成立下汗馬功勞。一個最有趣的事例是，我在日本大學里講授中國文化史常常習慣以「漢文」指中文，於是順理成章地認為漢文學當然也即指中國文學，但不久即發現這是一個極荒謬的錯誤。日本的「漢文學」是歸於日本國文學科，而「中國文學」卻歸於外國文學學科。所謂的「漢文」，是指日本文學史中的漢詩文部分，它仍是日本文學而絕不是中國文學，只不過它常常與中國文學發生聯繫罷了。
當然，既是漢詩文，必然會用漢字。雖然作者是日本文學家，但對漢詩文的語言應用、解讀方法以及匯注集釋的一套，也全然不同於中國。因此在日本，一個漢詩文研究家可以完全不會講漢語，他所擅長的是用日本方法去解讀，當然無須先成為漢語專家了。
這就是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特殊親緣關係。漢詩文（漢字）締造了日本最初的文化；其後又時時作為推動力，催促日本文學的進一步發展。英、美、法、德文學與日本文學構成純粹的對等關係，而中國文學則不；早期它是根基，後來又成為對等的一方，同日本文學互相影響，而這種影響仍以中國向日本的單向輸送為多，日本文學反過來影響中國文學的事例極少，顯然不具有典型性。因此，對日本文學史來說，中國文學既是一個客體，同時在某種程度上說又曾經是個主體。中近世以來，同一時代的中、日文學構成互相影響關係，但由於有上古時代漢詩文對日本文學的締造之功，又在日本文學史上形成了一個奇怪的「漢文學」現象並自成脈絡，故它實際上無法拒絕中國文學「曾經」作為主體的價值—事實上，這種價值滲透到文學最基本的元素文字語言中去，無論何時何地都會體現出來。
作為外國文學的中國文學對日本文學的橫向影響，是一個饒有興趣的現象。毋庸置疑，它必然會隨著日本與中國之間政治關係與交通方式等等的盛衰而有浮沉起伏。一般而言，這種影響與交流大致可分為三期。
（一）以遣隋使、遣唐使為媒介的奈良、平安前期，即從延歷、弘仁直到宇多天皇的寬平時期，約二百數十年。這是一個完全以吸收中國大陸文化而不存在自我本位意識的時期。中國文學最發達階段—六朝至隋唐時期的賦與詩，對日本產生了先入為主的影響，白居易、李嶠即是此中的典型。而日本方面接受這種影響的，則大都是以王伯、廷臣、僧侶為中心的上層範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中國的詩賦如醉如痴，但對中國的儒學卻充耳不聞。
（二）以鐮倉五山叢林名刹中的禪僧等進入宋元之時為標誌，也構成一個有二三百年歷史的新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唱主角的全是五山禪僧特別是曹洞宗的僧人。對中國文化的傳承，也仍是詩賦，與第一期相近。至於哲學方面，對儒學也仍然不甚關心，充其量只是限於對宋學的一部分進行簡略介紹而已。
（三）以長崎為貿易港口，通過它取得對中國文學的新認識，但在整體上，則是閉關鎖國達三百年得德川幕府時代。這是第三期。長崎是日本全國唯一對外交通窗口。馬上打天下的德川家康試圖以文治來維繫自己的統治地位，對文治上倫理依據的需求，使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儒學。於是刀入鞘、弓人藏，專攻儒學的文士奔走各地。儒學一旦昌盛，當然詩文大興，但相比之下，與前兩期已有明顯的不同：①學習中國詩文，以儒學為中心，這是一種哲學先行的、非純文學的交流。②詩賦仍是重點，但它顯然已不是唯一的。小說、戲曲、戲文、笑話等庶民文學即俗文學，因為能迎合一般市民的需要而驟然興盛。③就是單攻詩賦，也已脫離第一、第二期的那種生硬與做作的態勢（日本稱此為「和臭」），而具有更純正的、足可與中國同行相對壘的高水準。經過幾百年的孕育與淘洗，日本的漢詩文在江戶時代形成了空前絕後的高潮。
江戶時代是個很奇怪的時代。一方面，它鎖國，限制與海外的來往，顯得出奇的狹隘與保守；另一方面，它接受中國文學影響的範圍，又比不鎖國的平安、鐮倉時期要大得多，從詩詞歌賦到小說戲曲，應有盡有。一方面，它是以服從幕府的政治需要為中心，顯示出上層統治階級的意向；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對中國文學的歡迎，上至官府，下至里閭庶民，或是學者名士，無不翕然相從，具有最大的範圍和最全面的影響力。一方面，在第一、第二期傳統的映照下，江戶時代學習中國古典詩賦的大家輩出，有像齋藤拙堂這樣不讓明清詩文的藝壇巨子；另一方面，在新興的小說、戲曲文學中，我們又看到了像都賀庭鍾、瀧澤馬亭這樣優秀的俗文學專家，他們對中國小說戲曲的學習與借鑑，具有空前的水準。正是基於此，日本學者才認為，這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時代。說是空前，我想是指其範圍之廣、種類之富，比奈良、平安、鐮倉時代不可以道里計。說是絕後，我想則應該是指江戶的鎖國造成了中國文學獨尊，明治以後，與西洋的交流日漸發達，自然對中國文學不再有如此單純的關注；來源既廣，于某一專項的用功自然也就少。故而我們可以說，在江戶時代，中國文學仍然是日本文學的唯一支柱，但到明治時代，則這「唯一」二字就用不得了。
毋庸贅辭，詩賦文學是正宗，是雅訓，而小說、戲曲是俗事。但正是這個「俗」，在兩國文化交流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因為俗故可推廣迅速，能風行千里，萬民同樂。具有精湛古典功夫的齋藤拙堂們畢竟是少數，大部分人對嬉笑怒罵的小說、戲曲還是更樂于接受的，這就是「寓教於樂」的出奇功效。又比如，因為俗，故而可以為最基本的語言教材，在長崎成為「唐通事」們的教科書。詩賦艱澀，規範閎深，非久於此道者不易得。不比小說，平白如話，能想就能說能寫，中國小說能成為日本「唐通事」們學習語言的教科書，此中的道理值得深思。雖然據說在日本也有接受聖訓而視小說、戲曲為邪道的道學家，但從學習語言角度上取其利，卻又無關乎文學載道的流派之爭。從文學到語言學，橫跨其間，左右逢源，此即中國小說以及衍生的日本小說之所以興隆昌盛之故也。
奈良、平安時代的詩賦締造了早期的日本文學，但並沒有形成一個有輪廓的日本漢詩高峰，毋寧說是和歌成為上古至中世日本文學的標誌。江戶時代的中國小說繼承熱，卻形成了一個從評介到翻案到創作的清晰的文字脈絡，我想它之所以能成功，正在於其庶民性—它具有最廣泛的社會文化土壤。
From:陳振濂著,維新：近代日本藝術觀念的變遷：近代中日藝術史實比較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10,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