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是20世紀美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美國實用主義哲學流派的創始人之一和著名代表人物。
杜威祖籍歐洲法蘭德斯，即今法比荷交界一帶，到其四世祖先時，為逃避阿爾伐公爵的迫害，在1630—1633年左右移居美國。杜威家族先居于麻薩諸塞的杜契斯特，1635年又遷至康涅狄克爾特，杜威家族的後裔也多散居於此地，再遠些亦多居于新英格蘭，當然隨著時代的變遷，便波及整個美國。
約翰·杜威於1859年10月20日出生在美國佛爾蒙特州的伯靈頓。父親經營雜貨鋪、小酒館。母親很有修養，對子女教育很嚴格，並為他們購買了大量的書籍，母親對小杜威的成長有很大影響。
到就學年齡時，杜威先進一家公立學校，其後靠獎學金進入了佛爾蒙特大學。這時，佛爾蒙特大學是一所剛開辦12年的工程和農業學院，規模不大，與杜威一起畢業的學生總共才18人。在大學里，前兩年，他念了希臘文、拉丁文、古代史、解析幾何和微積分；從第三年開始，自然科學居於前列，學習地質學、動物學以及赫胥黎的生物理論；第四年，學習心理學、柏拉圖的《共和國》、英國經驗主義、政治經濟學、國際法和文明史。這些課程對於杜威後來思想的成長都有很大幫助。
1879年，杜威畢業於佛爾蒙特大學。之後，他先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所高中教拉丁文、代數及自然科學，月薪40元，兩年後又到夏爾洛特附近一所鄉村學校教書。在這裡，他在佛爾蒙特大學托萊教授的指導下，讀了一些哲學史的古典名著，也試著寫了一些哲學文章，1882年4月在《思辨哲學》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有哲學深度的《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假定》的論文，從而走上了哲學研究之路。
1882年底，杜威從姨母那裡借了五百美元，動身到新開設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去攻讀博士學位。此間，來自密執安大學的訪問教授莫里斯，曾對杜威思想的發展和爾後的經歷產生重大影響。莫里斯曾譯過德國哲學家宇伯威格的《哲學史》，還曾預告出版《工具邏輯原理》，雖該書沒有出版，但這對日後杜威工具主義理論影響不小。莫里斯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執教一學期結束回密執安大學時，把哲學史研究班的教學任務交給了杜威，讓他繼續完成那一年的教學任務。1884年，杜威寫了一篇題為《康德的心理學》的論文，並以其獲得了博士學位，同年，莫里斯又為杜威在密執安大學申請到一個講師職位，從而使杜威開始了他的哲學家生涯。
杜威在密執安大學執教期間，在1886年同他班上的一個女學生、後來成為職業教育家的愛麗絲結了婚。愛麗絲性格開朗，她使杜威克服了畏懼陌生人的羞怯症，她也使杜威的研究興趣擴及社會及教育問題。愛麗絲為杜威生育了六個孩子：三男三女。
1888年杜威應邀任明尼蘇達大學哲學教授，一年後又回密執安大學任教，直至1894年；這一時期，杜威在哲學上傾向新黑格爾主義。1894年至1904年，杜威任芝加哥大學哲學、心理學和教育系教授、系主任，這時他開始轉向實用主義。1903年，他和芝加哥大學哲學系的一些同道者合著的《邏輯：理論研究》發表，標誌著他明確地拋棄了原來信奉的哲學，完全轉向實用主義。他的一些著作受到聲名顯赫的哲學家詹姆斯等人的讚賞，從而使他很快成了美國哲學界的風雲人物。杜威和芝加哥大學的另一些學者形成了美國實用主義運動中著名的芝加哥學派。1904年起，杜威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並一度擔任系主任，1929年退休，但其後仍以名譽教授身份在該校繼續其哲學研究和社會政治活動。
杜威一生寫了三十餘部著作，近千篇論文。其中最能體現其哲學觀點的著作有：《我們怎樣思維》（1910年）、《實驗邏輯論文集》（1916年）、《哲學光復的必要》（1917）、《哲學的改造》（1920年）、《人的本性和行為》（1922年）、《公眾及其問題》（1923年）、《經驗與自然》（1925年）、《確定性的尋求》（1929年）、《一種普通和信仰》（1934年）、《藝術即經驗》（1934年）、《邏輯探索的理論》（1938年）、《自由與文化》（1939年）、《自由主義和社會活動》（1935年）、《人的問題》（1946年）以及他與班特里合著的《認識與所知》（1949年）等。
實用主義哲學強調思維的工具作用，推崇真理的效用性，把知識當作適應環境的工具，把真理等同於「有用」。在杜威之前，皮爾士、詹姆斯等人都著書立說談論過實用主義。但杜威的實用主義有自己的重要特點，他不限於一般地談論實用主義哲學理論，而是竭力把實用主義理論推廣、運用於政治、教育、宗教、道德以及現實生活的許多領域，從而使其哲學獲得了更為廣泛的影響。
杜威認為，經驗就是一種統一整體，既包括人的情感、意志、思想等一切心理意識的、主觀的東西，也包括事物、事件及其特性等一切客觀的東西；經驗既不是物質實體，也不是精神實體，而是主體和客體、經驗者與被經驗的對象、或作為主體的有機體與作為對象的環境之間的一種相互作用；經驗就是生活、行動、實踐。杜威認為，思想、概念、理論等不過是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設計的工具，只要牠們對實現目的有用或者對有機體適應環境有用，牠們便是真理，反之就是謬誤。他強調，思想、理論並無真假之分，只有有效或無效、適當或不適當、經濟或浪費之別。杜威還企圖通過「工具」這個具有某種實驗和科學色彩的概念，賦予自己的理論某種科學根據，並試圖通過工具可以為個人利用，也可以為公眾、民眾利用的特點，使自己的理論具有某些客觀色彩。在社會歷史觀上，杜威既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也反對各種一元的唯心史觀，鼓吹多元的社會歷史觀。他認為，在某種特定情況下，要以像唯物主義者那樣從社會經濟關係出發去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在另一種特定情況下，也可以像唯心主義者那樣從思想、觀念出發去解釋。他認為，社會是無定形的，它具有多方面含義，一切由某種共同觀念、共同利益和目的而結合起來的個人的組合都可以稱為社會，因而對牠們也應作出多元的解釋。杜威主張，人們應按照特定的、具體的需要，去解決一個一個特定的，具體的社會問題。杜威重視教育和哲學的關係，他把哲學視為「教育的普通理論」，「廣義的教育學說」。他主張，教育是人類生活所必需的，而思想和學習是人用來適應生活要求的工具，掌握生活工具需求助於教育，教育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實驗室。杜威的一生中，從未把其哲學研究與教育分開過。
杜威曾在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應胡適之邀，前來中國講學，曾在北京、上海、山東、山西等地進行過學術活動，在中國的講稿由其學生翻譯整理，1920年由北京晨報社以《杜威五大講演》的書名出版，在中國曾產生極大影響。
杜威的實用主義理論深受美國當權者的青睞。他90歲生日時，美國總統曾參加慶祝宴會，《紐約時報》發表慶祝社論，許多報刊也發表專刊、專集，尊他為「哲學家的哲學家」。
1952年5月31日，杜威患肺炎，次日便溘然逝世。雖然杜威去世多年，但其實用主義哲學仍是美國最有影響的哲學流派，故而有人稱他是「偉大的希臘哲學家中的最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