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于1991年8月台湾《中国论坛》）
近來臺灣正在組織力量編寫”臺灣近代史”，我們作為臺灣歷史研究者，對此感到十分高興。這是在修志的基礎上又向前跨進了一步。近年來臺灣史學界在臺灣歷史研究上有了顯著的成績，涌現出一批比較年輕的學者，他們有扎實的功底和開闊的視野，如果能夠依靠這支力量，相信會寫出頗具水準的學術著作。我愿祝他們獲得成功。
關于怎樣研究和編寫臺灣歷史，臺灣學者有過不少議論，其中不乏精辟的見解。現在僅就”臺灣島史”和”臺灣史觀”兩種主張，提出個人的一些看法，參加討論。
曹永和先生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目的在于”跳脫國家單位的范圍，而朝人民的、區域的歷史去發展”，以利于”研究境界的提升，顯露臺灣歷史的真實面貌”。臺灣島史顯然和以往用過的”臺灣史””臺灣通史””臺灣人…·史”之類的概念有所不同，它強調的是”以島上人群為研究主體”，而淡化”政治的變遷”和”漢人的觀點”。
陳芳明先生認為在臺灣歷史研究中存在著”中原史觀””帝王史觀””國民黨史觀””共產黨史觀”，為了”摒除這些外緣性的解釋”，必須”回歸到臺灣史觀”。所謂”臺灣史觀”，根據陳先生的文章，似乎強調的是”臺灣歷史的內在結構”和”臺灣人民的主體性”，”亦即以臺灣住民、臺灣社會為主體的歷史解釋”。
以上兩個概念都很新穎，也有一定的道理。例如，在歷史上，臺灣曾經是福建省的一個府，或是中國的一個省，或是荷蘭的臺灣長官、日本的臺灣總督統治下的一個殖民地，從來不是一個國家，所以用”臺灣史””臺灣通史”都不恰當，而用”臺灣省史”也不能涵蓋各個歷史時期，用”臺灣人···史”是別出心裁的，但它卻具有明顯的政治含義，相比之下，用”臺灣島史”不失為一種可取的辦法。至于強調人民的主體性，重視本地社會的內在結構等等，也都是很好的見解。
曹、陳二先生以及其他學者的文章涉及以下三種觀點，即人民立場、世界史視野、獨立的歷史舞臺，我想就此加以討論。
人民立場
人民立場，即”站在人民的立場研究歷史、解釋歷史”，強調臺灣人民的主體性。這個主張是針對過去的帝王史觀、站在統治者的立場研究歷史而提出的，也是針對只重視政治史，或對臺灣歷史任意作”政治性解釋”的傾向而提出的。從唯物史觀看來，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人民是歷史的主體，寫歷史就要寫人民的歷史，要站在人民的立場解釋歷史。研究歷史不能只研究政治，而且要研究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要進行綜合性的研究。因此，在臺灣歷史研究方面，我們重視普通人民的歷史，重視移民在開發臺灣過程中的生活狀況，透過對社會結構、社會組織、社會矛盾、社會變遷等方面的考察，進而探討各階層人民的精神文化和思想意識。我們認為只有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多年來臺灣學者開展跨學科的研究，廣泛進行田野調查，努力發掘各種契約文書以及族譜等資料，這些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才能體現人民立場。過去有幾種著作都表明自己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寫歷史，例如：莊嘉農的《憤怒的臺灣》，作者在自序中就表明了這個觀點；王育德寫《苦悶的臺灣》則強調”從臺灣人的觀點出發”；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更明確地指出該書是”站在臺灣人勞苦大隊伍的立場”。但是，眾所周知，這三本書的立場卻相距甚遠，前者被看做是”左翼史觀”或”共產黨史觀”的著作,后二者則被列為”臺獨史觀”的代表作，當然，還有右派與左派之分。可以說，在當今歷史條件下，幾乎沒有人會表明自己要站在帝王的角度、統治者的立場來寫歷史，大家都說自己站在人民的立場，可是寫出的歷史卻大不一樣。可見標榜人民的立場和真正站在人民立場是有差別的。怎樣才算站在人民立場，怎樣才算體現了”臺灣人民的主體性”，這些問題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寫作實踐上，都有必要通過討論得出明確的看法。
漢人中心
在臺灣人民主體性方面還涉及”漢人中心”問題。有的學者指出，過去探討臺灣歷史”多以漢人為中心”，現在則傾向于”族群互動的關系”，”以求去除漢人唯我中心主義的觀念”。
在歷史研究中，反對大民族主義，反對民族歧視，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少數民族的歷史，這都是對的。問題在于如何實事求是地反映多民族地區的歷史面貌。如果一個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不以該民族為主體，而以漢人為中心，那當然是不對的；但是，如果在以漢人為主的地區，不以漢人為中心，那也是不對的。寫臺灣歷史，肯定會涉及臺灣少數民族，但畢竟在很長的時間里，漢人占臺灣人口的絕大多數，如果不以絕大多數人為中心，那怎么能夠體現臺灣人民的主體性呢？如果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臺灣少數民族，或研究”族群互動關系”，而忽略了移民社會、漢人社會的研究，那豈不是本末倒置嗎？看來在批評一種傾向時，就應當防止出現另一種傾向。
世界史视野
研究一个地区的历史，不能只限于本地区，应当从更大的范围来研究，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有人还提出历史研究应当”立足全世界”的概念。我们认为一个地区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必然与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种联系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也是本地区历史的一个部分。至于了解世界的”大气候”，对于了解一个地区以及对本地区的”定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台湾一些学者强调”国际架构””世界史视野”，似乎是为了摆脱中国的影响。他们主张”台湾史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之观点立论，只有站在世界史的观点才能看到台湾在历史与未来所扮演的角色”，根据这个观点，他们得出台湾历史经常不在”中国大陆政治圈”和”中国大陆经济圈”之内的结论。
根据系统论的原理，可以把世界看做一个大系统，各个地区文明，如欧洲文明区、中国文明区、印度文明区、中亚文明区等则是它的子系统。在子系统内部，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要比这个系统以外密切得多。这是符合系统论层次性原则的。”世界史视野”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台湾在系统中的地位，台湾与周围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弄清这些关系的大小、亲疏、深浅，才不会把不同层次的关系等同起来。戴国輝先生指出，”在地球上，而且在亚洲太平洋圈，加上在中国大陆的周围，台湾地区本身所占坐标轴的重估，可能也是迫切的课题。”我想，在研究台湾历史时，也需要在世界史视野之下，找到各个时期台湾所处的位置。
独立的历史舞台
独立的历史舞台，或”将台湾史视为一个独立的发展的单位”，这显然是针对”把台湾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或”把台湾史当做母国历史的一个支流”而提出的。论者未说明”独立”的含义，究竟是指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独立于中国之外，还是指台湾历史有其特殊性，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来进行研究。其实，现代史学中的”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就注意到各个地区有其特点，因而对它们逐个地进行单独的研究。这种研究有助于发现这一地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甚至一个地区独有的发展道路，这不仅体现出历史的多样性，而且可以补充和丰富国别史的内容。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特殊性，把某个地区当做孤立的地区进行研究，而砍掉它与其他地区实际存在的种种联系，”其结果必然会倾向于把这些地区同总的历史割裂开来”（Geoffrey Barraclough:《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独立的历史舞台”又是作为所谓”中华民族主义指导下的历史解释”的对立物而提出的。后者可能是指不顾台湾历史的特殊性，硬把台湾历史塞进中国史的框架里，”硬性把推翻满清、北伐统一、抗战匪、反共抗俄的四段论法套在台湾现代史上”之类的做法。这种只讲历史的共同性，不讲历史的特殊性的观点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反过来只讲特殊性，不讲共同性，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在台湾历史研究中，已经出现过以反对”中华民族主义”为名，而实际上却宣扬一种更为狭溢的民族主义的现象，甚至还制造出”特殊民族”之类的”理论”，那距离科学的历史观就更远了。（台湾《中国论坛》1991年8月）
参考书目：
1曹永和:《台湾史研究的另一个途径—“台湾岛史”概念》，《”中研院”台湾史田野研究通讯》，第15期，1990年6月。
2陈芳明：《朝向台湾史观的建立》，《美洲时报周刊》，316-317页，1991年3月。
3郑钦仁：《生死存亡年代的台湾》，稻乡出版社，1989年2月。
陈孔立著,台湾史事解读,九州出版社,2021.05,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