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著《我的半生記》第六章”上海大學”（1997年初版、2004年再版于臺灣新北市）。題目為編者所加。
From 本書編委會,上海大學 1922-1927 師生回憶錄,上海大學出版社,2021.06,第166-173頁
謝雪紅（1901-1970），原名謝阿女，又名謝飛英。祖籍福建泉州，生于臺灣彰化。1924年到上海，參加了上海臺灣自治協會。1925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進入上海大學學習，12月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7年回國，1928年4月，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48年8月，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任主席。1949年9月，以臺盟主席的身份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被選入大會主席團。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和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等職。
1925年7月間，我、林木順、陳其昌三人由杭州被調到上海參加”救援會”工作。當時，杭州國民黨省黨部許多工作人員也都被調來上海；我們抵達上海后，就聽說黃中美也將調來在”上海總工會”工作，住在吳先清家。
救援會的正式名稱是”五卅慘案救援會”，但內部也稱為”赤色救援會”，即MOPL，記得它是屬于”國際赤色救援會”。
這時我住在閘北商務印書館斜對面，樓上前部分是總工會干部住處，我住在屋后的”亭子間”。由亭子間后窗往外看，可以看到瞿秋白和楊之華的家。他們當時是打扮像富戶人家，不許我們同他們講話。瞿秋白住處的后面是吳先清和她愛人的住家-聽說劉少奇、李維漢也都住在那里。這時，林木順等住在哪里忘了，只記得姓余的嘉義人來這里找過我。
在救援會的時期，我的主要工作是拿救濟款去分發給罷工的工人，記得是一星期出去一次。我們常四五人為一組，分乘小汽車，用大箱子裝鈔票出去分發的。我去的地方是楊樹浦方面的工廠和浦東的紗廠。而我開始參加這個工作時，已是罷工的末期，當時一個工人只能發到兩塊錢。我們到工廠時，看到罷工的工人在貼標語、開斗爭會、揪工頭（也有工頭是日本人）出來斗爭。
另外，我還參加上海的募捐工作。那時因在運動中，人民排斥外國貨，宣傳愛用國貨，使得本國資本家的產品暢銷，大發其財，所以大家都跑去向他們募捐。例如，我們到”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募捐時，就用汽車去裝了許多零票（因大鈔票發給工人時較困難）。
救援會一天發給我們兩毛錢（或三毛錢）作為伙食費，我食量小，還夠吃，但林木順他們就不夠吃了。
當時，上海是在孫傳芳軍隊的管轄內，五卅以后，孫傳芳軍表面上裝作愛國，支持工人罷工，因此我們去發救濟款時，他就派來總工會的衛兵，站在汽車外面保護我們。
我被調來上海后不久，黃中美也被調到上海，他幾次叫我去法國公園或到旅社談話。他幫助我提高對共產黨的認識，鼓勵我爭取入黨，并向我了解我的家庭、出身和經歷等。
同年8月間，黃中美到閘北我的住處，向我宣布我已經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了，介紹人就是他。當時我并沒有寫過自傳和填過表格，只有他單方面問過我的經歷而已；宣布入黨時也沒有其他人在場，更沒有舉行任何入黨儀式。
就在這天以后，我們幾個人一組乘小汽車去某工廠分發救援款，當天任務完成后，傍晚要回救援會的路上，我突然肚子痛起來。于是汽車就直接開到我的住所，同一組的人也各自回家不再回辦公室了。我到家不久，跟吳先清住同樓的人來告訴我，總工會和救援會剛剛遭到破壞，說是孫傳芳指使暴徒、流氓帶大刀去砍傷在那里工作的人，并搗毀機關內之設施。當天如果我們的小汽車直接開回救援會，正好碰到這場大屠殺。
上海總工會是9月30日被破壞的。孫傳芳表面上帶著愛國的假面具，背后卻指使暴徒來血腥鎮壓上海工人反抗日、英帝國主義的罷工斗爭。那時救援會的辦公地址和總工會公開的辦公地址在同一個地方（總工會在后樓），位在英租界地（總工會另有幾個秘密辦公地址，例如宣中華他們就不知道在那里辦公）。當天暴徒來襲擊時使用大刀，殺傷幾十個人，李立三等因在后樓辦公，幸運地逃脫，才沒有受害。
就在上海工人愛國運動罷工斗爭被鎮壓后，黃中美又來找我，告訴我，黨要派我進”上海大學”學習。我吃了一驚，對他說我沒有半點文化怎能進大學。當時我心中很害怕自己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怎能去和那些知識分子在一起上課和生活呢？因為我不同意，黃中美接連幾次來說服我。最后，他對我說：”黨正是要培養像你這樣窮苦人出身、文化很低的黨員，······你只要上考場亮相，讓同學們看到你，交白卷也不要緊；以后上課，黨會布置幾個人經常幫助你，······”我同意了，就去考試。記得第一天中文筆試的考題是有關”五·九事件”等，我雖然懂得一點，可是不會寫，只寫了一點就交卷了。當日下午口答（口試）-這是主要部分-記得問起了”鴉片戰爭”的歷史和不平等條約等問題，對這個口答我講得比較多一點。第二天考英文，一進考場就發了好幾張考卷，我看了后當然完全不懂，就在試卷上寫：”我不懂英文，只會一點日語。”就交卷了，大家都抬起頭看我，驚駭得很，以為我這么快就寫好呢？后來我把此事講給大家聽，他們都大笑，說：”你應該多坐一會兒嘛！”
總工會被封之同時，黨和工會命我搬到閘北-接近江灣的地方-虹口公園附近的一棟小洋房，這地方鄰近住的人大都是白俄，樓房主人是一個剛從醫學院畢業的醫生-麻子臉，有個未婚妻-他在這里開一家設備極不齊全的門診所。他當時很進步，可能也是黨員。
我到這里后，林木順、陳其昌、林仲梓（斗六人）、林仲楓（斗六人）、陳水（斗六人）也隨后搬來住了，而我進了上大后，”復旦大學”有一個姓韓的朝鮮學生也常到這里來找我們。
從我搬到診所（也即入黨后）至進上海大學期間，有幾個黨的負責人或交通員到這診所來找我，要我帶一些秘密文件過”白渡橋”-位在”百老匯大廈”（后改為”上海大廈”）的前面-到外灘公園去交給另一個黨的交通員。那是因孫傳芳的反動行為已表面化，黨也提高警惕了。
投考上海大學當初，我的志愿只是想考社會科的旁聽生，但報紙上發表錄取者名單時，竟然謝飛英三個大字堂堂上榜了（當時也有旁聽生，不過報上不發表旁聽生的錄取名單）。我自己心里有數，這完全是因我按照黨的指示去做了工作的緣故，而不是自己有什么本事。于是，我正式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習了，同時和我一起考進上大的臺灣青年有林木順、陳其昌，此外，進該校附中的有林仲梓、林仲楓、陳水等。
上海大學校址在閘北的寶興路，校長是于右任，他可能只是掛名的，因未曾看到他來過學校。當時，于右任、胡漢民等是國民黨的”左派”人物。該校教務主任是施存統（后改名施復亮，其妻復光），他兼在社會科講課，主講”新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王一飛教俄語。
上大一學期學費、書籍費等共十二元，黃中美對我說學費最好自己找社會關系想辦法，不要加重黨的負擔。恰好在1925年9月間，我們接到林木順父親林德裕由臺灣的來信，說他要經日本來上海，約好9月到達，他來滬的目的是要做走水仔（走單幫）的生意。剛來時，他對林木順在臺北師范罷課被開除的事又發嘮叨，我向他說林木順現在要進的上海大學比臺北師范好幾倍，將來一定會做大人物；又勸他經常來上海，可以賺錢，他就高興起來了。后來，經過我們種種說服，他終于替我繳納了十二塊大洋的學費。這是很不容易啊！這個老頭兒買一盒火柴都要記賬，花十二塊錢對他是大事啊！他還答應回臺灣要到臺中說服我二兄，以后負擔我的學費、生活費。
進上大后，發了幾本書，上課時又經常發講義，這些書以我當時的文化水平只能大體上看懂一點兒，但不理解深意。上課時，看到許多同學都在做筆記，自己羨慕得很。對上下課的生活我也很不習慣，除了我一人以外，每位同學都起碼有進過學堂的經歷，有幾個女同學還戴著深度的近視眼鏡，因為她們都是”書”的老朋友了；僅有我一個人未曾進過一天學堂，在他們中間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們住的這一棟洋房，是黨租來給那個年輕醫師-名郭亮或胡亮（1970年6月28日，謝雪紅又談起好像他不是姓”郭”）-開診所，同時又分給我們幾個臺灣青年到這里住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利用這個地方來搜索敵人的軍事情報的。所以，郭醫生并不是這棟洋房的主人，且在他開診所不久我們就搬進來了。
郭醫生有個同鄉或同學和上海地區一個姓錢的司令相識，且有深厚交情。不久，這個同鄉就帶錢司令來診所，介紹給郭醫生。錢司令看到這棟洋樓，又看到屋主是個做醫生的，他可能心中很高興能交到一個相當有社會地位的人；還看到我們幾個臺灣青年住在那兒，他腦筋里一定認為這幾個青年，在臺灣的老家不是地主就是資本家。所以，一切在他看來都是好現象，沒有什么可疑的政治問題。
當各界人士都正在談論愛國運動的時候，錢司令也對我們說：”讓臺灣同胞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我們當軍人的也沒有面子，也有責任，·····”又說：”中國太軟弱、不統一，才會遭受外國的欺負，······”不久，我們同他搞得很親密。錢司令是個個子高高、瘦瘦、寡言的人，大概是浙江人。
當時的中國軍隊還是采用”拉兵”的辦法補充士兵。在上海常有年輕人出門或提籃子出去買菜時，就被拉去當兵。有幾次上海大學的學生被拉去了，我就去司令部找錢司令，告訴他我們的同學被拉兵的拉走了，求他給放回。他問了這些同學的姓名，很快地他們就被放出來了。
同年10月初，林德裕要來上海時，我們也把此事告訴錢司令，他即刻表示要派一部汽車和我們到碼頭迎接林德裕，這可真使我們著急，趕快想辦法花錢給林準備一身新衣服；但不知他腳的大小，沒法替他買鞋子。當天，我們到碼頭等他時，很快地望見他蹲在甲板上，就使人趕快上船去讓他換新衣服，囑咐他要斯文一點兒。這個老頭兒，我們叫他不要帶那根扁擔和抽旱煙的煙桿子，他死也不肯；他說扁擔是挑東西用的，離不開它；他還給我們帶來了甘蔗、米粉、中秋月餅、冬蝦（蝦米）等臺灣土產。下了船他和我們同乘錢司令的小汽車回診所，錢司令也一道來了。到家后，在司令面前，我們幾次提醒林德裕，坐在椅子上時不要把腳彎上來，但他一會兒就又忘記，腳上又穿一雙破鞋，真令人捏一把冷汗，一個農民要打扮成地主真難啊！有一天晚上，錢司令請林德裕和我們六七個人去大舞臺（大世界旁邊）看京戲。戲票是一張五元的頭等票，我們都是第一次開了眼界，林德裕也高興了。他在上海期間，錢司令到診所來看過他幾次。
當時上海有個黨的機構叫作”國民通訊社”，社址在老靶子路（后改為武進路）的一棟二層樓樓房，社長邵季昂（浙江人，黨員，約三十歲左右）可能是負責打聽敵軍軍事情報的。后來，我聽說他在1927年被捕，是黨花錢交涉讓他出來理發時，派人同他聯系才把他營救出來。1950年間我再去上海時，又看見過他和華林等人，他們都在杭州，看樣子他們都脫離了黨的；當時，華林還告訴我他愛人死的經過情形1。
我們同錢司令的關系搞得很好后，邵季昂前來找我，告訴我怎樣協助他向錢司令打聽軍情的方法，于是，有幾次我們去看錢司令時，邵也跟著去。每次要出發以前，邵預先告訴我今天見了錢司令要找機會問他哪幾件事。例如問他：孫傳芳在某地的軍隊打戰很英勇啊！什么地方的戰況怎樣啊！這樣來提起錢司令的話頭，他就滔滔地講個不停。這些事情的意義如何，當時我是聽不大懂的，因此每次出門時總要背幾個問題才去，問完就完成任務了。邵季昂只是坐在旁邊，不吭一聲地聽，回去后就大寫他的通訊稿件了，據他說用這種辦法他可以獲得許多軍情。所以，每回錢司令來診所，我們就偷偷打電話去叫邵來旁聽。
黨為了叫我做好這個工作，特地花了十多塊錢-或幾十塊錢-到舊貨攤買了一件虎皮大衣給我（這可能是黃中美叫黨買的），去見錢司令時穿用，讓我打扮成一個有錢的臺灣人小姐的樣子，那件虎皮大衣可真漂亮啦！要是新的不知道該值多少錢呢！
我們剛到上海時，雖然組織每天發給我們伙食費，但林木順他們要添一些衣服，鞋底破了一個大窟窿也難得買一雙新的，所以曾跑過幾次當鋪。但也只有我由臺灣帶出來的幾件衣服比較好一點，可以派上用場拿去典質。又因我在臺灣做的衣服都是日本布和日本花樣，都不值錢，幾件衣服才當一塊來錢，用這些錢買燒餅大家來吃。當時一塊大洋（銀元；鈔票叫小洋）可換十多毛錢（銀價漲落不定，有時換多，有時換少），一毛錢（角）又可以換十多個銅板。七八個銅板買燒餅回來大家就有得吃了，但是，有些人還是吃不飽。當時給人家包飯一個月五六塊錢。
跑當鋪都是林仲梓的任務，每次要拿東西去當時，就先經過幾次商量，很舍不得的。已決定拿去當了，行將出門時，林仲梓又回過頭來說：”姐姐，去好嗎？”真是惱煞人，去就去吧！何必啰唆。
郭亮的診所外觀上很不錯-雖然我不知道他有多少病人和收入-加上有我們幾個顯然不是本地的人住在這里，又有一個穿虎皮大衣的小姐在這兒進進出出，這些對近鄰的人來說，不能不成為引人注目的對象。
有一天，診所來了一個自稱為是富戶人家的傭人，隨后他又來過幾次；每次來時都穿白衣服，上面再套一件綢緞背心，一看就知道像是在富戶人家當跑腿的。這個人來過幾次后，我開始注意到了。后來郭醫生告訴我，他是富戶人家的傭人，又說他的主人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因同男人發生關系，被她父親活活打死了。最近二女兒又重蹈覆轍，也懷了孕，她父親很嚴厲，因此，她母親叫這個傭人來懇求郭醫生替她女兒墮胎。起初，郭醫生怕惹出事故不敢答應，那傭人說得很可憐，他說：”救人一條命吧！”終于，郭醫生的心也動搖起來了，想想做這件事是助人之急，又能有一筆可觀的收入，這對當時已有未婚妻的窮醫生是多么需要啊！于是，郭醫生終于答應了。
答應了人家，他就得聽人的擺布。那個傭人說，依他女主人的意見為了保密，她要租一個大旅社的套房，再帶她女兒去那里接受手術。于是約定時日，這傭人要來帶郭醫生去旅社，郭醫生也約好他的未婚妻一道去，好當助手。
有一天，剛吃過午飯，那個傭人來診所請郭醫生，郭醫生和他未婚妻就同他一道出門了。事后得知，他們三人一同到”先施公司”開了一套幽靜的大房間，傭人對郭醫生說：”你們先在這里休息一會兒，我就去接小姐她們來。”傭人又折回診所來對我說：”郭醫生請你到先施公司旅社幫忙。你到公司的乘電梯處等，他們就會下來接你。”于是我馬上出發了，絲毫沒有懷疑。過一會兒，那傭人又第二次來診所，對娘姨（保姆）說：”郭醫生叫你拿汽油爐和消毒用具去，小姐另外要你拿她的大衣去。”又說：”小姐需要五十元買東西，叫你去向另一個娘姨處借一下。”娘姨就跑到吳先清家借錢，吳的丈夫感到有點蹊蹺，回說沒有現錢，娘姨就同那傭人分別坐黃包車一道來到先施公司，傭人就說：”成啦！你回去吧！我替你把東西帶到上面給他們。”娘姨不疑有他，就回家了。
同時我在先施公司的電梯處等了很久，也不見有人來接我，以為郭醫生找錯地方或已用不著我了，因此，我不耐煩地回家了。回到診所時，娘姨一看到我就問：”啊！你沒有穿大衣？”我說：”我沒穿大衣出門啊！”她說：”剛才你不是叫人來要我送大衣去嗎？”兩人同時知道上當了。
郭醫生兩人一直等到天黑未見什么小姐來，就打算回家了，可是旅社的掌柜要他付房間的租費，結果他賠了房間費、車費極其掃興地回來了。
后來聽說這件事是”赤白黨”干的，他們雖然只由一個人出面，但背后有幾個人幫忙他們做許多工作；又聽說他們的目標一定是我那件虎皮大衣，他們估計它值幾百元甚至上千元。而那個汽油爐值十多塊錢，是我們大伙兒幾個人做飯用的。
我那件裝門面的虎皮大衣就這樣丟了，以后去見錢司令時，就把這件事經過告訴他，他答應替我找回，但一直沒有什么結果。
1950年間在上海的群眾大會上，我看過郭亮，他是以”群眾代表”的身份來參加集會的，看樣子也是脫離了黨組織的。
我離開上海大學后，1926年初蔡孝乾（彰化人）、李曉芳（嘉義人）、莊泗川（嘉義人）等進了上大；他們回臺后，被稱為”上大派”。當時，進上大是公開的。
- 楊克煌注：”邵季昂”這個名字是1970年6月28日外調來要寫材料時（很碰巧呵！），才 了解到的。 ↩︎
From 本書編委會,上海大學 1922-1927 師生回憶錄,上海大學出版社,2021.06,第166-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