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德絲·華頓(Edith Wharton) — 上流社會的女小說家

伊德絲·華頓(Edith Wharton,1862-1937年),即華頓 夫人,是一位才華橫溢,卓有成就的小說家。她在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寫下10餘部長篇小說和許多中短篇小說,以極其細膩精緻的風格生動地描寫了她所熟悉的美國及歐洲上流社會。她的好多作品都在美國文學中占據一席之地。

伊德絲於1862年出生於紐約的一個富裕家庭。她比她的哥哥們小得多,而且聰明伶俐,父母愛如掌上明珠,同時,對她的教育非常重視,為她聘請家庭教師,一直培養她接受高等教育。伊德絲自幼喜歡讀書。她幾乎將大部分時間消耗在父親的圖書館裡,熟讀古典名著,接觸大量近代歐洲的文學作品。她常常自己在包裝紙上隨意編造故事,供自己欣賞,逐漸培養了自己的文字能力。

伊德絲長期生活在紐約上層社會,她熟悉那個小圈子,貴族資產者對藝術的漠視,使她感到窒息和生厭,但又欣賞他們的「高尚」、「廉潔」和「公道」。她目睹內戰後的暴發戶如何湧入紐約,打破了傳統上流社會的「寧靜」,親眼看到新貴和舊派如何爭執而終於合流,這些為她日後寫作提供了豐富的諷刺資料和主題。

受南北戰爭以後美國通貨膨脹的打擊,她曾隨家裡到法國和義大利作經濟性的旅行,瞭解了那裡的風土人情,增長了見聞.對她後來的寫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伊德絲23歲結婚,成為一個比她大18歲的波士頓人愛德華·洛賓斯·華頓的夫人。自此住在紐約和紐堡兩地,每年去一次歐洲,主要活動是社交和旅行。她沒有生育,所以這種社交和旅行生活從未間斷過。大概由於婚姻不諧調使她想發泄心中的滯悶,慢慢地,她開始寫作了,由一本房屋裝飾的書到一首詩,由一篇旅遊札記到一篇短篇小說。她初時的寫作曾受到作家兼醫生密契爾的指點和她所愛慕的遠親華爾德·伯利的幫助,而且,僑居歐洲的美國作家詹姆士和法國作家布蓋作為朋友,給她的寫作以極大的影響。

華頓夫人從1899年到1901年發表了一些短篇小說,收在《更大的傾向》(1899)和《緊要的例子》(1901)兩個集子里。這些小說都以歐洲為背景,或寫金錢名利對藝術家的引誘,或寫歐洲古老的文化對年輕藝術家的那種惶惑的影響,或是諷刺無知和虛偽,構思巧妙,文筆簡潔流暢,雖沒什麼份量,卻顯示了她的才華。

1902年.她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抉擇的山谷》,它以法國大革命前的義大利為背景,真實地再現了宮廷的頹廢生活,寫故事的主要人物奧多、阿紐拉力圖改革,卻最終以對社會舊習慣勢力的妥協而未能實現自己的理想。這種人物以妥協或失敗而告終的構架,幾乎貫穿於她以後的大部分作品中,次年,她又發表長篇小說《神殿》,寫女主人公凱蒂·皮頓為拯救一個品行不端的青年而嫁給一個無賴,忍受種種痛苦而一直設法不讓他再犯罪。評論家們認為這部小說完全是詹姆士和布蓋小說主旨的翻版。

1905年,由斯克裡布納公司出版的長篇小說《快樂之家》奠定了華頓夫人在文壇上的地位。它描寫一個出身破落家庭的少女莉莉·巴提,為了追求上層社會的奢侈生活,靠著自己的容貌混跡于社交圈,然而在那個虛偽與金錢至上的社會,誰都容不下她,她屢受中傷和排擠、卻無法辯白,她一次又一次掙扎,但卻一次又一次沉淪,最後終於在極度失望中服安眠藥自殺。小說諷刺了暴發戶的庸俗和勢力,譴責了資產階級虛偽的道德觀念,同時義宣揚了貴族資產者的所謂「高尚」和「清白」《快樂之家》感染力很強,出版後引起極大轟動,批評界也給予很高的評價。

以後的幾部小說,如《德·梅特琳夫人》(1907)、《隱士與狂婦》(1908),《樹上果》(1907),都是詹姆士型的小說,其價值和《快樂之家》不能相提並論。這期間,華頓夫人越來越不堪忍受自己的家庭生活。1910年華頓夫婦遷居法國.不久,年勢已高的華頓患了神經衰弱症,住進了療養院。1913年他們離了婚,華頓夫人大感解脫。以後,她再沒有結婚,平時除了寫書,還和歐洲的作家朋友們來往。

1911年,由斯克裡布納公司出版的中篇小說《伊坦·弗洛美》又一次引起轟動。在新英格蘭伯爾希克荒蕪農場上,農民弗洛美被妻子的蠻橫和喋喋不休攪得厭不欲生,他愛上了妻子的表妹、在他家幫佣的梅蒂,為他妻子所不容,在梅蒂被迫離去的路上,弗洛美與梅蒂相約自殺未成,結果落得雙雙殘廢,三個人終生分擔了不幸。小說細緻入微地表現了人物思想感情與傳統習慣勢力的矛盾,帶有宿命論色彩。

華頓夫人在1913年發表的長篇小說《鄉土風俗》又是一部上乘之作。它生動地描寫一個自私、殘忍、庸俗而頭腦靈活的「新女性」昂丁·斯普拉格、不擇手段地向上流社會爬的過程。昂丁初來紐約,與一個正直的人結了婚。但不久她發現未來是屬於有權勢的人的,幹是她開始迷戀「唯我獨尊和懶散」女人的生活。以後她鬧了一場不正當的戀愛,又結了兩次婚。最後又想入非非地想當駐英大使夫人,然而一個殘酷的事實告訴她:一個離婚的女人,是絕不會為宮廷接待的。這部小說表現了作者對新興資產階級的蔑視和痛恨,以及對傳統貴族資產者社會的同情。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華頓夫人在法國參加了救護傷兵、救濟難民的工作。由於工作懃懇、出色,法國總統曾授予她勛章和勛位。但她的階級地位使她無法認清那場戰爭的本質,而是固執地認為法國是為保護文化而戰。因此,她的有關一戰的作品,如《馬恩河》(1918)和《出征的兒子》(1923),就像招兵廣告一樣,對飽受戰爭之苦的戰後讀者總是格格不入。

1920年出版的《天真的時代》是華頓夫人的優秀作品之一。它生動地描寫了主人公紐倫德·阿屈與上流社會習慣勢力的矛盾和妥協。紐倫德想衝破社會傳統的樊籠,和自己鍾受的人結合,卻打不破鐵一般的物議,最後終於放棄所愛,依然故我,竟無牢騷可發,倒懷念起以前認為不幸福的婚姻來。

華頓夫人的晚期作品與早期相比顯得稍有遜色,一般認為1922年在《畫報評論》上連載的《月之微光》是個轉折點,在這以後,她在美國評論家的心目中,聲譽有所降低。這大概是由於她的社會地位和長期移居法國而脫離了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所致。但無論如何,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能寫出像《孩子們》(1928)、《搭了架子的哈普遜河》(1929)和《眾神來臨》(1932)那樣的作品,人們不能不佩服她豐富的創造力。

華頓夫人於1937年病逝於巴黎。她的未完之作《海盜門》於1938年出版,那是幾個為紐約所不容的女孩子去征服倫敦,向上流社會爬的故事。華頓夫人的私人文牘,交給了曾授予她榮譽學位的耶魯大學,經整理於1968年出版。這些文牘是研究她本人和她的寫作的珍貴資料。

在當今的文學界,對伊德斯·華頓的看法很不一致。但即使按最低的看法,只把她的《歡樂之家》和《伊坦·弗洛美》作為傳世之作,她也無愧于文學諷刺大師的稱號,儘管她的諷刺中還有著對自己所處階級的讚美。就寫作風格而言,她通過細節描寫表達人物思想和心理活動的高超技巧,是很少有人堪與其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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