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日本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現場的一位中國記者，在見證中國及其他反法西斯盟國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全過程後，當即寫下了一篇約4000字的新聞報道，並在《大公報》上發表，反響強烈，傳頌一時，被稱為「狀元之作」。這就是中國新聞史上的知名長篇通訊《落日》，其作者是時年30歲的戰地記者朱啟平。
醫學生走上戰地記者之路
朱啟平，原名朱祥麟，1915年11月生於上海。一二九運動爆發後棄醫改讀新聞，1940年秋加入重慶《大公報》。
在學生時代，戰爭便給朱啟平的生活投下了陰霾。1931年，日本蓄意製造九一八事變，鐵蹄肆虐，侵占我東北三省。他回憶說：「上小學，老師帶著上街第一次參加政治遊行，就是手執三角小旗，反對日本侵略，抵制日貨。一九三一年上高中，劈頭就來了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淪亡。」1933年朱啟平從南京金陵中學畢業，考入北平燕京大學醫學預科。但日本侵略的魔爪此時已伸向了華北，「寇深矣。國亡無日，華北雖大，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北平學生以各種形式走出校門，深入民眾宣傳抗日救亡。朱啟平也和同學們一起到包頭西公旗宣傳起了抗日救亡。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大遊行，作為燕京大學遊行隊伍的領隊之一，朱啟平面對城牆上下荷槍實彈的士兵和警察，振臂高呼抗日口號。緊接著，他又作為北平學生代表南下，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抗日救亡，結果被軍警押上火車送回了北平。
醫學預科學業繁重，為爭取更多課餘時間參加學生運動，激發更多的人們投入抗日鬥爭，朱啟平毅然棄醫改讀新聞。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輾轉流亡到重慶，以燕京大學學生學歷借讀于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新聞系。1940年大學畢業，任重慶《大公報》編輯和夜班編輯，旋即被派往昆明，採訪新建滇緬路通車的新聞。
在重慶《大公報》工作時，報社曾屢遭敵機轟炸，一次，一顆炸彈就在《大公報》編輯室外爆炸了。由於各報社都損失慘重，不得不停刊改出聯合版，由《時事新報》編印，各報輪流派人編報。第一晚，輪到朱啟平在小樓上編稿，樓下的院子里工兵在挖一顆入土而沒有爆炸的炸彈。「要說心神安泰那是假的，但是前線將士浴血奮戰，我們連承擔一定風險也不願嗎？」「誰也沒有把握炸彈一定不炸，然而編輯、排字等員工，個個都認真工作，敵機的殘暴，不能使重慶無報！」為了抗戰，人們同仇敵愾，毫不顧忌個人的安危！
朱啟平曾赴鄂西戰區採訪，他目睹日軍洗劫後的廣大農村，橫屍遍野，百姓無家可歸，甚至以「觀音土」充飢的悲慘景象。他憤怒地控訴道：「步行數百里內，幾無人煙，時值溽暑，尸臭難當，熏人慾嘔。沿途沒有一所立著的房屋，沒有一個水面乾淨而不殘留血色的池塘，敵人殺我同胞往往把尸體往塘里扔。遇見一個活著的男人，撩起上衣，讓我看敵人在他背上用刺刀捅的傷痕，訴說他如何死裡逃生。他特別提到婦女的慘遇，無論老幼，悉遭強暴……到長江邊，一座有城牆圍繞的小城，可以看見其他三個城門，城裡所有的房屋都已夷為平地。」
目睹隨處可見的日寇暴行、「三光」政策，朱啟平更堅定了要用自己的筆將這一切記錄下來、公之於眾的決心。
在墓穴中報道「血戰鋼鋸嶺」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發展迅速。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標誌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最終形成，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從戰略相持轉為戰略反攻。
這時的朱啟平，已從抗日的熱血青年迅速成長為優秀的新聞記者。他以前瞻、敏銳的目光一直關注著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的發展，主動向報社領導胡政之建議：派記者到各大戰區，親臨其境，向中國人民報道反法西斯戰爭實況以鼓舞廣大群眾抗戰到底的決心。
朱啟平自薦去美國太平洋艦隊當隨軍記者，臨行前，他特地向父母辭行。儘管「去車站的路上，一步一回首，心如刀割，不知能否生還」。他，義無反顧地出發了！從重慶乘美國軍用飛機飛越喜馬拉雅山，途經印度的加爾各答、錫蘭（今斯里蘭卡）、澳大利亞的達爾文，再經南太平洋諸島到達關島，開始了四年的美國太平洋艦隊隨軍記者的工作。
朱啟平深刻意識到自己的重大歷史責任，他曾說過，「對日寇的瘋狂要有足夠的估計，作為一個到美國艦隊中當隨軍記者的中國人，自己的言行無可避免地隨時隨地被人認為是國家的代表，特別在生死關頭上，我決心在採訪任何戰鬥中不落在美國戰友的後面。」「到戰場採訪，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讀者要知道的是戰況，不是個人的洋相。」發自內心的話語，顯示的正是前線將士為國家而戰鬥、為民族而奮勇直前的氣魄和膽識。
採訪生涯中，朱啟平曾多次親歷激戰，在航空母艦「提康德羅加」號上，他與士兵們一起生活了三個多月，目睹戰機從當時的新生事物航空母艦上起飛、出擊、返航、降落，以及年輕戰士奮不顧身英勇地與日本法西斯作戰的情景。在太平洋戰爭後期，他堅持要「去看看敵人最後掙扎情況」。在沖繩島遇日本「神風突擊隊」來襲，「子彈從我們身邊一掃而過，著地時泥土騰起」。還有一次，坐吉普車去採訪，離最前線只一百多碼時，剛起身，右腳才落地，左腳還在車上，忽然聽到身後噗哧一聲，回頭一看，一塊比手掌長的炮彈片直插在座位上！「如果我晚起一兩秒鐘，炮彈片正好直貫胸腹。」
朱啟平同士兵們一起，經受了極其艱苦的戰鬥考驗。夜晚臥伏在野地裡，甚至在當地人的墓穴里，伴著罐罐枯骨，寫戰地通訊。而捨生忘死、深入前沿陣地，撰寫的《鷹揚大海》《沖繩激戰》《硫磺地獄》《塞班行》《琉球新面目》等多篇優秀戰地通訊，篇篇生動寫實、親切感人，謳歌了年輕戰士為正義而戰的大無畏精神，憤怒控訴了日本法西斯的無比殘暴，鼓舞了中國軍民抗戰必勝的士氣。
一定要寫出中國人民的風格
長期的戰地記者歲月中朱啟平目睹日本侵略軍肆虐的暴行，經歷了戰火的洗禮。1945年9月2日，當日本法西斯向盟國投降，在東京灣美國旗艦「密蘇里」號舉行受降禮之時，各國記者雲集，而朱啟平作為中國少數有資格登艦現場採訪的記者之一，也親臨這個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
其心情誠如他在《追憶日本簽字投降前後》一文中所說，當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時，「我既是高興，又是反高潮的感覺。高興，日本終於投降了，中國人民抗戰八年，和盟國合力反攻，日本終以侵略者投降結束。反高潮，強烈的仇恨，使我一心準備也能夠在日本本土上，親眼看到日寇在中國的暴行應得的懲罰，向國內報道。」
當日本代表前來簽字時，朱啟平強壓心頭的憤懣，「重光葵，我認識他，他在上海虹口公園被朝鮮志士炸斷一條腿，如今一瘸一拐走上前來。梅津美治郎，我更認識他，他當年不是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嗎？和何應欽簽訂《何梅協定》的就是他。我不可能不分外眼紅。你們這批殺害千百萬中國人民的劊子手，居然也有今天！」「想到世界各國有那麼多記者在場，這篇文章一定要寫好，而且要寫出中國人民的風格來。受降儀式結束時，我一看手錶九點十八分，九一八！我的心幾乎要跳出來。這一靈感使我捕捉住中華民族的感情，寫了《落日》。」
《落日》一文，剛直率真、文情並茂，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新聞報道中永垂史冊的經典之作，被選為大學新聞系和中學語文課的教材。由於在二戰中國際大局報道和對日作戰報道的成就，朱啟平被譽為「《大公報》繼范長江之後的又一個傑出記者」。
二戰結束後，他被《大公報》派往紐約任駐美國及聯合國記者，報道戰後國際動向。此時他才新婚兩個星期，攜夫人孫探微乘一艘貨輪赴舊金山，接著乘火車去紐約。在那裡，他租下一間辦公室，白天採訪、寫稿、發稿。晚上回家做家務，支持孫探微讀碩士學位。後來又有了孩子，「夜間抱著孩子在屋裡走來走去，度過了紐約多年來最熱的夏天」，雖然累得精疲力竭，但一直堅持工作。
這期間，他寫的不少通訊刊登在《大公報》上，受到讀者的歡迎，也得到領導的讚賞。如有關聯合國開會、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報道，「觀察深入，文字簡練，生動，風趣，作為歷史報道，數十年後，仍有很大的可讀性。」有一次，在訪蘇的歡迎宴會上，周總理在發言中引用了中國記者的一篇通訊，說：「我們中國記者報道聯合國大會開會時寫道：西方代表的發言像杯清水，維辛斯基的發言像醇濃的伏特加。」這句話正是出自朱啟平所寫通訊《記聯合國第二屆大會》。
硝煙中報道「抗美援朝」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勝利。那時，朱啟平和夫人完全可以選擇繼續在紐約工作，但他們決定：「要回祖國，為深受戰爭苦難的老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在百廢待興的祖國建設中，投入自己的一份力量。」朱啟平的兩個弟弟在臺灣的政界、商界均有一定地位，也曾勸他去臺灣或留在香港工作，但他毅然選擇了回到大陸，投身新中國的建設。
1949年1月，他們一家到香港，朱啟平隨即被《大公報》派往上海，等待解放。8月，他返回香港，把全家人接到了北平，那時，戰爭還沒結束。他們乘的船並沒有正式的航線，沿海北上時還聽到隆隆的炮聲。船到大沽口，夫婦倆抱著雙胞胎嬰兒，手牽著兩歲多的大兒子，乘騾子拉的平板車，在深夜雨中泥濘的路上艱難地來到塘沽。
在北京安家後，朱啟平立即投入創辦《英文參考消息》的工作，將每天各大通訊社的英文發稿選編成冊，以供有關部門及時瞭解世界大事、世界形勢。那時的生活十分艱苦，他和夫人穿著發來的灰布制服，家庭成員每人只有相當於20斤小米價錢的生活費，基本上花費的是前幾年的積蓄，「但因為幹的是為祖國人民服務的工作」，他「總是全力以赴，以苦為樂」。
1951年的一天，朱啟平自願報名，以香港《大公報》記者的身份參加了赴朝鮮的記者團，採訪在板門店舉行的和平談判。那時朝鮮戰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在硝煙彌漫中採訪，時刻都有被炸彈擊中或被機槍掃射的危險，記者們都在赴朝時留下了遺囑。而朱啟平的夫人又恰好要生小兒子，他也無法回家，在朝鮮開城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關於停戰談判，朱啟平寫了三萬多字的報道，這些嘔心瀝血之作，得到了老領導廖承志的誇獎。
回京後，朱啟平繼續擔任香港《大公報》駐北京記者，曾去東北、福建僑鄉等地採訪，以生動活潑、充滿詩情畫意的報道而著稱。他精通英文，經常校閱和翻譯外國電訊和評論文章，並在業餘時間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如《天方夜譚》《孤筏重洋》《查利•卓別林》等。
真心實意地熱愛著自己的祖國
1978年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百廢待興。在一次僑務會議上，廖承志對香港《大公報》負責人說：「把朱啟平調回給你們，怎麼樣？」廖公還同時把朱啟平的夫人孫探微調離《中國建設》雜誌社，去香港《大公報》英文版工作。朱啟平夫婦離京前，前去探望多年來對自己關懷備至的廖公。在病榻前，廖公語重心長地囑咐道：「你們去香港工作、辦報，不能搞極左。」
朱啟平到香港時已年過六旬，他被安排做夜班編輯，每晚步行至報社，一絲不苟地核對外電的譯文，工作認真負責，很快擔任了編輯部副主任。
身在香港的朱啟平時刻關心著祖國的發展，他幾乎每年回大陸。他的文章一如既往，期望祖國一天天繁榮富強。
朱啟平肺腑坦誠，真心實意地熱愛著自己的祖國。上世紀80年代，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書，不承認日本的侵略暴行。朱啟平親身經歷過艱苦慘烈的民族禦侮戰爭，有刻骨銘心的感受，他連續發表了三篇隨想以及《「中日不再戰」?》《血海深仇 永誌不忘》《中日友好 慎防逆流》，義正詞嚴地痛斥日本軍國主義的反動立場，嚴肅指出，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要「團結一致，自強不息，有備方可無患」。
1978年，朱啟平調到香港《大公報》任編輯部副主任，次年右派問題得到平反改正。1979年他隨中國代表團訪問西歐四國，憑弔戴高樂墓，撰寫了《偉大的平凡》一文，文筆優美，意義深遠，一時為人們所傳誦。
1985年退休，1990年移居美國加利福尼亞，1993年末病逝家中。晚年朱啟平回顧自己新聞生涯，對年輕同業寄予殷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