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民族與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有過漫長的交往。古代在中國的開封等地曾有過規模不一的猶太社團，在經過近千年的和平生活之後，他們最終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20世紀前半期，也有不少猶太人從西方來到中國。尤其是二次大戰期間，數萬名猶太人為了逃避納粹大屠殺，作為難民來到上海，受到中國人民的友好接待，在中國渡過了一段難忘的歲月。
早在1950年1月，以色列就承認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雙方還進行了一系列外交接觸，但直到40多年之後的1992年，中以兩國才建立起正常的外交關係。中以關係經歷的曲折發展道路，既反映了冷戰時期國際大環境的制約，也反映了不同時期中、以兩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建交後中以關係得到了迅速而健康的發展，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隨著新世紀的到來，中以友好關係必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猶、中兩大民族之比較
猶太民族與中華民族是世界上的兩個偉大民族。一些學者對這兩個民族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雙方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特點。例如，這兩個民族都有古老而悠久的歷史，而且都為人類文明作出過巨大的貢獻。猶太人為世界貢獻了一部千古不朽的《聖經》，培育滋養了後來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也影響了伊斯蘭文明的興起；而中國人則為世界貢獻了儒家和道家文化，孔孟學說和老莊學說是東方文明的源頭，至今仍對東方和整個世界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又如，中華民族和猶太民族都崇尚學習，熱愛知識，兩個民族中都產生過許多世界性的哲人先賢。這兩個民族都注重道德倫理，重視家庭紐帶，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因此，猶太人和中國人的家庭親和力與穩定性，在世界民族中都是很突出的。這兩個民族都勤勞節儉，善於經商理財，正因為如此，有人把猶太人稱為「西方的中國人」，而把中國人稱為「東方的猶太人」。
再如，猶太人曾因早年亡國而散居於世界各地，而中國雖然一直保持為一個國家，但千百年來，也有許多中國人到海外謀求發展，華人的蹤跡同樣也遍布世界各地。然而，無論在天涯海角，這兩個民族卻能在吸收異邦文化的同時，始終保持自己的傳統文化，維繫著民族內部強大的凝聚力。
當然，由於環境、歷史和地域等因素，兩個民族之間也存在著許多的不同之處和差異。但這種差異並沒有妨礙華猶兩個民族的理解和交往。
古代開封的猶太人
早在漢唐時期，就有猶太人隨商隊從絲綢之路前來中國。到唐代後期，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從海路來中國。生活在他們中間的猶太人也就隨之一起來到中國。他們中的一些人定居在如廣州、泉州、揚州和寧波等港口城市，還有一些則沿大運河和汴河北上來到汴梁（開封）和其他北方城市。較多的猶太人則是在北宋時期（960—1127年）從印度來到中國的。這些猶太人在西元一、二世紀為逃避羅馬帝國的迫害離開巴勒斯坦來到印度，在印度從孟買到科欽的西南沿海一帶生活了幾百年，然後又逐漸從海路嚮東來到中國。
這些猶太人最初主要的活動是經營商業，尤其是出售布匹。開封當時是北宋的都城，有近百萬人口，經濟非常繁榮，這樣就為這些善於經商的猶太人提供了發揮他們才能的廣闊天地。據記載，猶太人嚮北宋皇帝進貢西洋布，宋帝甚喜，對他們說：「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遣汴梁。」從此，猶太人便開始在開封定居下來了，同時仍保持著他們自己的傳統宗教和文化。後來，陸續又有一些他們的猶太同胞循著他們的足跡來到開封，隨後又散布到中原各地。後來，開封猶太人興建了一所猶太會堂，稱為「清真寺」。他們以這座會堂為中心，形成了中國境內一個有相當規模的猶太人社區。
史料證明，除了開封外，在寧夏、敦煌、洛陽、北京、杭州、寧波、揚州、泉州、南京、廣州等地也有過數量不等的猶太人。但開封的猶太人社團不僅人數最多，而且存在的時間也最長。
開封猶太人稱自己的宗教為「一賜樂業教」。這一名稱是「Israel」，即「以色列」一詞的譯音，這個漢語譯名從字面上看也帶有一種吉祥、安樂的意思。而當地中國人對大概覺得這一名稱比較拗口，而看到這些猶太人根據自己的宗教習俗，在宰殺牛羊時要將其腿筋剔除掉，便稱他們為「挑筋教」。為紀念重修開封猶太會堂而分別於1489年、1512年和1663年刻的三塊石碑，給後人提供了關於他們的來歷，他們的教禮、教義以及與其他猶太社團關係的珍貴資料。
開封猶太社團的同化
到明代，生活在開封的猶太人達到了他們的鼎盛時期，有五百餘戶，人口多達四、五千人。他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也比原來提高了，猶太會堂被多次重修。與此同時，猶太文化也逐漸開始與中國文化融合，一些猶太人開始放棄對猶太教經典的學習，轉而學習中國的孔孟之道和傳統文化，參加中國的科舉考試，走上了仕途。據開封猶太石碑記載，他們中出過舉人、進士，文官有過知縣、知府、布政史、按察史等，武官有游擊、兵馬司指揮、錦衣衛指揮等。這樣，外來的猶太人與中國社會的同化和融合便開始了。
文化上的融合，加上頻繁發生的戰亂、洪水、饑荒，開封的猶太社團後來逐漸衰落了。到了明末崇禎十五年（1642年），在一次黃河水淹沒了開封之後，返回開封重建家園的猶太人只剩下李、趙、艾、張、高、金、石這七姓人家了。由於猶太社團的人數越來越少，他們已不能再維護過去的「族內通婚」制度，開始與周圍的漢族、回族通婚。但這些猶太人仍企圖努力維護和恢復他們的宗教生活，他們籌資修葺了猶太會堂，重新修訂了教內保持著的13部《托拉》經卷。
使開封猶太社團最終走向消亡的是猶太會堂的毁壞。據開封猶太碑文記載，開封猶太會堂曾數次遭黃河洪水沖毁。在15世紀對其進行重建時，揚州、寧夏、寧波的猶太人還捐贈了經書和錢財。從1163年到1688年，猶太會堂曾先後重修過11次。但自從17世紀末後，這座猶太會堂就再也沒有被修葺過了，它終於在清朝咸豐四年（1854年）澈底毁廢了。猶太會堂一度曾是他們的社會、文化和宗教生活的中心。會堂一毁，開封猶太人也就失去了凝聚中心，於是，一些猶太人接受了伊斯蘭教，成了當地的穆斯林，還有一些人與漢族、滿族互相婚嫁，放棄了自己的猶太身分，成了漢、滿等民族。
據清道光三十年（1851年）香港基督教聖公會派出的兩位使者描述，當時已破敗不堪的猶太會堂周圍還住著約200個猶太人。他們描寫道：這些猶太人在外貌和行為上也完全中國化了，誰也不會讀希伯來文，也不懂如何舉行宗教儀式。只有少數人還知道他們是猶太人的後裔，但對猶太教、猶太歷史和文化一無所知。由於生活困苦，一些住在「清真寺」附近的猶太窮人將寺的木頭磚瓦拆下來出賣。到後來，一些猶太遺民甚至把會堂內的猶太經卷、石碑也偷出來賣給外國人。其他地方的猶太社團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消失的時間甚至比開封猶太社團還要早。
近代的上海猶太商人集團
1840年的鴉片戰爭轟開了中國清朝政府「閉關自守」的大門。由於上海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了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城市，也成了許多希望發財致富的外國冒險家的樂園。自19世紀中期起，一些猶太人以他們特有的精明眼光，瞄準了黃浦江畔的上海這塊風水寶地，紛紛前來「淘金」。近代來到上海的這批猶太人以英籍居多，大多來自英屬印度、伊拉克等地，屬於東方的賽法爾迪猶太人。他們從鴉片、茶葉、絲綢貿易開始，後發展到工業、金融、房地產、公用事業等方面，迅速積累起了巨額財富，逐漸成了上海、乃至遠東最富有的一個猶太商人集團。
20世紀初，上海猶太商人們各顯神通，競相發展。沙遜集團一方面大力投資上海的房地產，另一方面又開展銀行、典當、保險等多種行業的經營。沙遜集團的投資涉及上海的13個行業，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其總資產達50億中國法幣。作為後起之秀的另一個猶太大亨哈同則在上海繁華地段大量購置土地，建造房屋，成為名噪一時的房地產大王。還有另外一些猶太人，雖然沒有沙遜、哈同那樣富有，但也都是些赫赫有名的百萬富翁。他們中較著名的有嘉道理家族、埃茲拉家族、以及安諾德家族等。
這批猶太商人來上海經營發展後，建立了自己的墓地和猶太會堂，從而也就形成了一個小規模的猶太社區。到20世紀20年代時，上海的這個以塞法爾迪猶太商人為主的社團最多時大約有700—800人，共有三座猶太會堂，保持著正常的宗教生活。埃茲拉還於1904年創辦了上海猶太社團的第一份報紙《以色列信使報》，這份報紙一直到1941年纔停刊。上海猶太社團1903年還派出一個代表團，前往瑞士的巴塞爾出席第六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爆發後，上海猶太資本家的經營活動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並從此開始走上了衰落的道路。當日軍占領了上海租界後，立即對各國外商的財產進行了掠奪性的接管，多數猶太商家都沒能倖免。抗戰勝利後，中國又爆發了內戰，時局變得非常混亂和動盪。這些猶太資本家發現他們已經很難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繼續經營發展了，於是紛紛開始了從中國的撤退，如沙遜集團將其總部遷到了巴哈馬群島的拿騷，嘉道理家族將其經營中心搬到了香港。還有一些人遷到了美洲、歐洲、澳洲。到新中國成立時，絕大部分猶太資本家已攜帶財產離開了上海，只有一些無法拿走的不動產留了下來。
近代上海的這批猶太大亨，從19世紀中期開始崛起，20世紀20年代前後達到鼎盛，到40年代衰落。他們在中國的經營活動大約剛好是一百年。一百年，無論在猶太歷史上，還是中國歷史上都只不過是很短的一段時間。然而，他們卻能在這一百年中迅速地崛起，積累起巨大的財富，成為令世人矚目的一個集團，後來卻又迅速衰退並消失，成了中國歷史舞臺上的匆匆過客。
二戰期間來中國的猶太難民
本世紀初，除了上海的猶太商人集國外，中國境內還一些猶太人。他們就是經中國東北來的俄國猶太人，這些人主要是因逃避東歐和俄國的反猶狂潮以及十月革命後的動亂而來到中國的。他們開始時生活在哈爾濱、瀋陽、大連等東北城市，後來逐漸南遷到天津、上海等地。他們的人數增加很快，到30年代初已有約4，000人。
然而，真正使上海成為一個猶太移民城的，是希特勒在歐洲開始大規模迫害猶太人後，像潮水般湧到上海來的德國、奧地利等中歐國家的猶太難民。
上海的外國租界當時是名符其實的自由港，外國人到這裡來不需要辦理任何手續，是世界上唯一既不需要護照和簽證，也不需要什麼經濟擔保便可出入的城市。從1933年起，就開始有少量中歐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後來越來越多的猶太難民向上海湧來。僅從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夏天，就有14，500多人到達上海。他們在離開歐洲時，原來的財產大部分就已被納粹沒收，再經過長時間的海上漂泊顛簸，來到上海時大多數人都已是疲憊不堪、形同乞丐了，其景況十分狼狽和悲慘。當地猶太社團熱情地向這些遭受苦難的同胞伸出了援助之手，積極向他們提供各種救濟。
隨著越來越多的猶太難民來到上海，給上海租界造成了很大的壓力。1939年夏以後，上海租界當局和占領上海的日本人開始採取限制措施。但到1941年，仍有近萬人來到上海。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猶太難民的移入才完全停止。至此時，上海猶太人的總數已超過三萬人，成為遠東地區最大的猶太社團。除上海外，還有大約一萬名猶太人生活在中國其他地方，中國境內的猶太人總數超過了四萬人。
安頓下來之後，這些猶太人很快就顯示出極強的適應能力，紛紛出來找工作，經營謀生。他們大都有一技之長，一些人通過職業介紹所很快找到了工作。但更多人還得自謀生路，一些人不得不放棄原先的本行，幹起了各種能掙錢謀生的行業。這些來自德國、奧地利、波蘭的猶太人，在上海猶太社團和中國人民的幫助下，靠自己的勤奮和智慧，在困難的條件下仍過上了比較穩定和充實的生活。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當局規定持英、美護照的猶太人為敵國僑民，沒收了他們的大量財產，並於1943年2月在虹口正式建立了猶太人隔離區。一萬多猶太難民被強迫遷入了隔離區，裡面的生活條件非常糟，居住十分擁擠，而且四周還被用鐵絲網隔開，入口處有日本兵把守，出入須出示身分證明並接受檢查。這些猶太難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極大的限制，生活也變得日益困難。他們主要依靠上海和國外的救濟機構提供的物品和匯款，在隔離區內維持著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這是上海猶太人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猶太隔離區才最後取消。
上海人民向猶太難民們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如向他們提供房屋，幫他們找工作。虹口的許多猶太難民與中國人雜居在一起，但他們之間很少發生矛盾和糾紛，因為大家都明白，目前他們的共同敵人是德、日法西斯，而他們彼此都是遭受侵略和壓迫的患難朋友。在30—40年代期間，生活在一起猶太人和中國人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還有數十人結成了異族夫妻。
猶太人離開中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逃到上海來的猶太難民共有二萬五千多人。對於他們來說，上海畢竟不是他們久留的家園，而只是躲避迫害和戰火的一個避難地。他們中有些人在大戰中後期便相繼離開了上海，但多數人一直生活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從1945年開始，一批批猶太人懷著對上海的美好回憶開始離去。
最先離開上海的是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難民。因為德、奧是戰敗國，沒有政府對他們給予保護，所以他們的地位較差。上海市政當局要求他們盡早離開。他們有的返回了德、奧，有的去了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南美。大部分波蘭籍猶太人去了美國，也有少數人返回了東歐。對那些來得較早的俄羅斯猶太人來說，上海更是他們難以離舍的地方。他們一般都已在這裡居住了十多年，有些人生活的時間更長。上海早已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他們一般都有穩定的收入，過著較寬裕的生活，因此他們都不願離開。當後來他們大多數人不得不離去時，多數人回到了蘇聯，還一些人去了美國。
1948—1950年期間，又有數千猶太人從上海移居到了新成立的以色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留在上海的猶太人只剩下了幾百人，他們中的大部分後來也陸續離去了。至此，上海也就完成它猶太移民城的歷史使命。新中國成立後，仍有一些猶太人因各種原因留了下來，生活在上海、天津、哈爾濱等地，有的終老在中國。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最後一批猶太人才不得不離開中國。這些離去的猶太人並沒有忘記在他們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給他們提供了庇護的上海和中國人民。他們組織了一個「前生活在中國的猶太人協會」，協會的總部在特拉維夫，會員分布在世界各地。協會出有英、俄、希伯來文會刊，並經常組織聯誼活動，緬懷過去的歲月。
中國實行對外開放之後，不少當年的猶太人又攜子女來到中國，回到上海、哈爾濱等地探訪「尋根」，重遊故地，緬懷和追憶那些流逝的歲月。1994年4月，一批當年在上海生活過猶太難民在虹口的原難民收容所舊址立起了一塊銅質紀念碑。碑上用中、英、希伯來三種文字表達他們感激之情，中文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裡曾有來自納粹德國的二萬難民倖存下來。謹以此碑獻給所有的倖存者以及施以援助的熱情友好、寬宏大量的中國人民。」
舊中國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態度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官方對猶太民族主義運動曾表示過一定的支持，認為它是世界性民族主義運動的一部分，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當時生活在中國的猶太人努力活動的結果。早在1903年，上海猶太人中就已建立了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當1917年英國發表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的《貝爾福宣言》後，這個以嘉道理為主席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立即進行了活動，希望爭取中國官方支持這個《貝爾福宣言》。他們的努力取得了成功。1918年12月，中國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次長陳錄向上海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主席嘉道理遞交了一份公函，正式表示中國政府支持猶太人的復國運動。
上海猶太復國主義者取得的更為輝煌的成就是得到了孫中山先生對他們這一運動的支持。1920年4月24日，孫中山給上海猶太報紙《以色列信使報》的主編以斯拉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余願就這項當最偉大的行動之一，向閣下伸致同情之忱。所有愛好民主的人士，對於重建你們偉大而歷史上著名的國家，必然會給予全心的支持與熱烈的歡迎。這一國家，在世界文明方面具有重大的貢獻，也應該在國際上贏得一個光榮的地位。」（見《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56—257頁。）
1947年聯合國在表決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時，當時中國的國民黨政府一方面對猶太人懷有同情態度，但另一方面卻不願得罪阿拉伯國家，所以採取了既沒有投贊成票，也沒有投反對票，而是棄權的做法。儘管如此，它卻是當時七個亞洲國家中唯一沒有投反對票的國家。1948年5月以色列建國後，中國輿論普遍表示歡迎，國民黨政府也於1949年3月2日宣布對其予以承認，並在以色列申請加入聯合國時投了贊成票。但當時以色列正全力投入第一次阿以戰爭，國民黨政府則在中國國內戰場上焦頭爛額，外于崩潰前夕，所以雙方並沒有進一步來往，也沒有建立正式外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