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以關係的解凍
中、以之間的長期隔絕和對立主要是由於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所決定的。無論中國的對以政策，還是以色列的對華政策，都沒有脫離兩國對外總體戰略的框架。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一直把支持亞、非、拉各國的民族解放鬥爭作為自己的對外政策中最主要的內容，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始終是中國外交鬥爭的重要目標。中國的中東政策與中國的總體對外戰略是一致的。而在以色列的總體外交戰略中，也始終是把同西方國家結盟、尤其是同美國保持特殊戰略關係作為它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核心內容。這樣，中國與美國的對抗關係和同阿拉伯國家的友好關係就決定了中國與以色列之間不可能接近。
隨著70年代中美關係的改善和中美建交，制約中以發展關係的這一因素逐漸減弱。到80年代初，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在對外政策方面也作了較大的調整，與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在這樣的形勢下，中以關係逐漸開始解凍。
1984年9月，以色列新總理佩雷斯在其就職演說中聲稱：「我們願意再一次叩響強大的中國的大門。」1985年，以色列內閣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對華政策，決定由不管部長魏茲曼負責這項工作。以色列還決定撥款重開已關閉了10年的駐香港總領事館，將其作為「通向中國的窗口」。以色列政府的目標是，利用各種管道與中國接觸，以打破以中關係僵局，爭取儘快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自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和以色列之間的民間往來逐漸增多，雙方通過民間交往在經濟和技術方面保持著某種合作關係。中國從1982年起就開始允許以色列學者以個人身分來華訪問。1985年4月，以色列科學部長尼奧馬納和中國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進行了非官方會晤。這年6月，一個以色列經濟界人士代表團訪問了北京，一個由中國農業專家組成的代表團也訪問了以色列。1986年3月，中以之間建立了直接電訊聯繫。此後，雙方在經貿、科技、文化、旅遊等方面的民間來往日趨頻繁。
中、以正式建交
在民間交往日益增多的情況下，中、以之間建立官方聯繫的條件已經具備。1986—1987年，中、以官員在巴黎進行了若干次接觸，商討進一步交往的可能性。1987年，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在紐約兩次會見以色列外交部長辦公室主任塔米爾，就有關問題交換意見。這年9月30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吳學謙在紐約會見了以色列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佩雷斯。雙方如高級別的官員舉行正式會晤，表明改善兩國關係，逐步建立正常關係已被納入了雙方高層的議事日程。
1988年9月，以色列總理沙米爾同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在聯大開會期間進行了會晤。1989年1月9日，中國外長錢其琛同以色列外長阿倫斯在巴黎會晤，雙方就中東局勢交換了看法，並商定兩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保持經常性接觸。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1989年9月，中國國際旅行社代表訪問了以色列，決定在特拉維夫建立辦事處；同時，以色列方面也被同意在北京開設一個以色列科學及人文學院聯絡處。1990年2—3月，中以雙方各在對方設立的這兩個常設民間機構先後開始辦公。由於這兩個機構均享有外交權利，從而使中、以之間建立了事實上的領事關係。
隨著海灣戰爭的結束和馬德里中東和平會議的召開，使中、以雙方加快了關係正常化的步伐。因為中國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要參與中東和平進程，就應該儘快同作為阿以衝突一方的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另外，隨著冷戰的結束，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也開始緩和，這樣也就排除了中以之間建立正常關係的主要障礙。
1991年11月，以色列官方高級貿易代表團（其中包括以國防部長阿倫斯）訪問了中國；12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楊福昌訪問了以色列。此時，中以建交已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勢。1992年1月以色列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戴維·利維訪問中國，於24日在北京同中國外長錢其琛簽署了兩國建交公報，宣布中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揭開了中猶兩個民族和中以兩個國家關係的新篇章。由於中、以雙方早在1950年便已相互承認，並開始了外交接觸，然而後來卻又中斷了，因此有的學者說，中以建交是「一個推遲了42年的行動」。
中以建交的意義和影響
同以色列建交是中國主動採取的一個重大外交步驟，也是中國中東政策的一個重要變化，標誌著中國在阿以關係之間將持一種更加平衡的立場。對於中國來說，同以建交至少有這樣幾點好處：首先，由於阿拉伯世界內部贊成和平解決阿以衝突的力量已占了主導地位，同以建交並不會對中國同阿拉伯國家的傳統友好關係產生多大的負面影響，卻能使中國直接參與中東和平進程，出席當時正在進行的中東和平會議，加強中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其次，可通過以色列影響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特別是通過在美國勢力很大的猶太人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第三，以色列在外貿、科技、農業和軍事工業等領域很有優勢，中國可以加以學習、引進和利用，為自己的現代化事業服務。中以之間在經濟領域開展合作互補性強，潛力大。
以色列雖然只是一個五、六百萬人口的小國家，但其能量和影響卻很大。由於它是世界上唯一的猶太人國家，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把它視為自己的母國，從各方面對它給予支持。而在美、法、英、加等國家裡，猶太人的勢力和影響都很大。以色列國家雖小，但它卻是中東衝突中的一方，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非常活躍，也很有影響。另外，以色列國民素質高，在科技、軍事、農業、通訊、計算機、醫療衛生等許多領域都處於國際先進水準。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很重視同以色列的關係，所以正在致力現代化建設的中國便順應歷史，同以色列實現了國家關係的正常化。
從以色列方面來看，它一直希望「叩開中國的大門」，這種心情在冷戰後變得更為迫切。因為它認為，同中國建交：一，可以促使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在阿以衝突中轉變立場，發揮更具建設性的平衡作用，並可以抑制中國武器流向阿拉伯國家；二，中國作為一個新崛起的經濟大國，其廣闊的市場和發展前景對以色列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三，以色列在國際上一直比較孤立，同中國建交就可標誌著以在「亞洲孤立地位的結束」。事實上，也正是在同中國建交之後，以色列才相繼與印度、蒙古、越南等亞洲國家建交的。以色列對與中國建交極為重視，稱之為它在「第三世界外交史上的最大成就」。
中以建交翻開了中、猶兩個民族關係史上嶄新的一頁，為這兩大民族在文化、科技、經貿等領域開展更多的交往開闢了更廣闊的前景。
建交後兩國關係的發展
中以建交後，兩國關係不斷發展。在政治上，雙方高層經常互訪，就雙邊關係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進行磋商。1992年9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訪問了以色列。當年12月，以色列總統赫爾佐克訪問中國。1993年5月和10月，以色列副總理兼外長佩雷斯和總理拉賓先後訪問中國。由於以色列剛剛與巴勒斯坦簽署了華盛頓宣言，所以拉賓總理在中國受到了特別熱烈的歡迎。1994年10月，中國副總理鄒家華訪問以色列。1997年，中國領導人李嵐清、溫家寶、錢其琛等也先後訪以。以總理內塔尼亞胡1998年5月率團訪華。1999年4月，以色列總統魏茲曼訪問中國，並出席了在昆明舉行的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幕式。也就是說，在建交後的幾年裡，以色列在任的兩位總統和兩位總理都訪問過中國，這也表明瞭以色列對中以關係的重視。
雙方在經貿以及科技、文化方面的合作發展尤為迅速，建交後的幾年裡簽訂了一系列經貿協定。中以建交幾年來，雙方簽署了大約20項有關經濟、科技合作的協議，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貿易協定、科技合作協定、財政議定書、保護投資協議、避免雙重徵稅協議、海關合作協議，農業合作備忘錄、郵電合作協議，等等。由於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幾年來，雙方貿易額直線上升。據中國海關統計，1992年兩國貿易額僅為5，000萬美元，1993年為1.5億美元，1994年近2.5億美元，1995年3.2億美元，1996年已超過了4億美元。從貿易結構來看，以色列向中國出口的主要是高科技產品和技術，如農業技術與設備、通訊系統、醫療儀器、電子產品、化工產品等；中國向以色列的出口則以紡織品、輕工產品和機械設備為主。不少以色列公司已通過獨資、合資等方式進入了中國市場。農業也是中以合作的一個重點，以色列向中國提供農業新技術和設備，培訓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在北京通縣永樂店由以色列援建、占地1.8萬公頃的中以合作示範農場已成為中以友誼的象徵。
兩國間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方面的交往與合作也在不斷擴大。幾年來，雙方簽署了多項文化、教育、體育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協議，不斷有文化、學術和體育團隊互訪。兩國的一些城市結成了友好城市。瞭解中國文化和學習中文在以色列成了許多人的熱心追求，以色列一些大學也紛紛建立中文系、東亞系和中國研究機構。近年來，以色列出版了不少有關中國的書籍，中國的京劇團、雜技團在以色列受到人們的熱情歡迎。1993年以色列航空公司開通特拉維夫至北京的國際航線以來，到中國來旅遊的以色列人絡繹不絕。中國人民也希望更多地瞭解猶太民族、文化、宗教以及以色列國的情況，國內對猶太人和以色列的研究也逐漸深入。80年代末，北京大學東語系開設了希伯來語專業，後來每年都派出學生到以色列學習。有關猶太人和以色列的書籍也多了起來，除政治、歷史、文化方面的書籍外，阿格農、阿米亥等以色列作家、詩人的作品也在中國出版，並受到中國人民的喜愛。
由於中猶人民在歷史上的友好往來以及二次大戰期間數萬猶太人在中國度過的難忘歲月，許多以色列人心中懷有深深的中國情結。1992年底，以色列總統赫爾佐克在訪問中國時，曾對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說：「中國人民在猶太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幫助了我們，以色列人民對此是不會忘記的。·····我本人和全體以色列人民對中國都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中華民族和猶太民族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並且都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這兩個古老的民族在歷史上沒有發生過任何衝突。因此，這兩個偉大、古老、智慧的民族沒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