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京和薩達特的和平戰略
儘管貝京政府在領土問題上非常強硬，但多數內閣成員都認識到，如果不直接同阿拉伯國家進行面對面的談判，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和平。所以貝京一上臺就重申了前工黨政府的立場，致力於爭取本地區的永久和平，呼籲以阿雙方在不提出任何先決條件的情況下舉行直接談判。
埃及是最大的阿拉伯國家，也是幾次以阿戰爭中以色列最主要的敵人。貝京精明地意識到，如果能同埃及實現和平，其他阿拉伯國家就不再對以色列的生存構成威脅，而且還能起到分化阿拉伯世界的作用。貝京之所以邀請達揚入閣並委以外交部長一職，其實就有通過達揚溝通同埃及聯繫的考慮。達揚出生在巴勒斯坦，對阿拉伯人有較深的瞭解。達揚一直主張用西奈半島向埃及換取和平，被認為在西岸和加沙問題上是鷹派，在西奈問題上是鴿派。1977年8月，貝京訪問了同阿以雙方都保持著較好關係的羅馬尼亞，請羅總統齊奧塞斯庫向埃及總統薩達特轉達願意與之會晤並討論實現以埃和平的資訊。不久後，達揚也秘密前往摩洛哥會晤了在以阿衝突中一直持溫和態度的哈桑二世國王，通過他向埃及總統薩達特傳遞了希望同埃及接觸和和解的願望。經哈桑二世協助，達揚於9月同埃及副總理圖哈米會晤並初步交換了看法。從埃及方面來看，薩達特作為一個現實主義政治家也認識到以色列的存在是一個難以改變的事實，通過談判收復失地，實現民族和解已是一條必由之路。埃及作為阿拉伯前線國家，在四次戰爭中首當其衝，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和經濟損失。沉重的軍費負擔和戰爭破壞，使埃及國內經濟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十月戰爭後，埃及在經濟上實行開放政策，鼓勵西方國家來投資。埃以雖然簽署了脫離軍事接觸協議，緩和了軍事上緊張對峙的局面，但雙方並沒有實現和平，仍處於交戰狀態。埃及仍必須維持龐大的軍事開支，外國投資者也望而卻步。實現和平，恢復和發展經濟是埃及的當務之急。薩達特的基本思想是：阿以雙方以安理會242號決議為基礎進行直接談判，必要時可尋求美國人的協助；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戰爭中占領的阿拉伯領土，承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權利；在此基礎上，埃及可以承認以色列，並同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
1977年卡特就任美國總統後，決心「全面解決中東問題」，派國務卿萬斯先後出訪了以色列、埃及、敘利亞、約旦和沙烏地阿拉伯，然後又先後邀請以色列、埃及和約旦領導人訪美，目的就是要推動阿以之間進行直接談判。薩達特認識到，阿以之間存在著一道「懷疑、畏懼、怨恨、甚至是誤解的大牆」。如果不打破這種「心理隔閡」，在雙方互不信任、互不相讓的情況下，中東問題將會無休止地拖延下去。十月戰爭使埃及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民族尊嚴，贏得了同以色列對等談判的地位。而此時埃及同美國的關係也日益密切，為同以色列談判創造了有利的時機。
薩達特訪問耶路撒冷
1977年10月，薩達特訪問了羅馬尼亞，從齊奧塞斯庫處得到了貝京歡迎他去以色列訪問的重要資訊。隨後他又訪問了伊朗，伊朗國王巴列維也勸他盡早同以色列進行直接談判。這樣，薩達特便下決心前往以色列去「尋求和平」。11月9日，薩達特在埃及人民議會宣布，他準備前往耶路撒冷同以色列議會直接討論以色列撤軍以及和平問題。這一宣布在埃及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人們沒有想到薩達特竟會到阿拉伯國家的死敵以色列去訪問。埃及外交部長法赫米立即宣布辭職，包括敘利亞、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等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反對薩達特的決定，有人還指責他是阿拉伯世界的叛徒。而貝京聽到這一消息後，便不失時機地通過美國駐以使館向薩達特發出了正式邀請，請他11月20日向以色列議會發表演講。薩達特立即宣布接受邀請。
11月19日，薩達特如期對以色列進行了這次「20世紀以來最富戲劇性的訪問」。他在特拉維夫機場受到了隆重的歡迎，地上鋪上了紅地毯，鳴禮炮21響，在數萬名盼望和平的以色列人的夾道歡迎中被送到下榻的大衛王飯店。為了確保薩達特一行的安全，以色列出動了約一萬名警察，並作好了預防各種不測事件的準備。訪問期間，薩達特到耶路撒冷著名的阿克薩清真寺作了禮拜，參觀了「大屠殺紀念館」，同貝京舉行了數次會談，還會見了以色列總統卡齊爾、前總理梅厄夫人等要人。
11月20日下午，薩達特在以色列議會發表了重要演講。在這個40分鐘的講話中，他指出此次訪問的目的是為了「共同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但他強調他所尋求並不僅只是埃、以之間單獨的和平，而是所有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他還闡述了實現和平的基本條件：以色列結束1967年戰爭以來對阿拉伯領土的占領；保證巴勒斯坦人民擁有民族自決和建立國家等基本權利；本地區各國都有和平地生活在安全的、有保證的邊界內的權利；用和平手段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結束本地區的戰爭狀態。貝京在答詞中表示「一切都可以談判」，但又強調了統一的耶路撒冷是不可分割的，也不允許巴解組織在約旦河西岸建立國家；他還表示歡迎所有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前來以色列討論和平問題。21日下午，薩達特結束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返回埃及，從機場到開羅城，沿途受到近百萬埃及民眾盛大歡迎。這也反映了埃及人民對他和平行動的支持。
薩達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反映了埃及要求實現和平的強烈願望，也表現了薩達特追求和平的巨大智慧和勇氣。通過此次訪問，埃以雙方至少取得了兩點共識：一、埃以之間不再將戰爭作為解決爭端的手段，二、埃及將恢復對西奈半島的主權。這在中東和全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受到了大多數埃及和以色列人民的歡迎與支持，並從此啟動了漫長而艱難的中東和平進程。
美、埃、以戴維營談判
1977年12月貝京對埃及進行了回訪，他在開羅同薩達特就有關的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討論。隨後，埃以雙方高層之間又進行了多次接觸和談判。但由於雙方分歧嚴重，在近一年的時間裡舉行的一系列接觸和談判都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這種局面令美國深感憂慮，為了抓住這一難得的和平機會，卡特決定邀請薩達特和貝京到華盛頓附近的戴維營舉行美、埃、以三方首腦的最高級會談。
薩達特赴戴維營前，埃及最高領導層舉行了會議，專門研究了會談的有關問題。然後由總統新聞辦公室發表的聲明，指出埃及要求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決阿以衝突，拒絕任何臨時或分階段的以及局部或雙邊的解決辦法。貝京則表示，對戴維營會談的結果「不抱過高的期望」。然而，以色列國內此時卻興起了一股強烈的和平運動，要求貝京政府放棄僵硬的不妥協立場。1978年3月，約350名預備役軍官給貝京寫了一封請願書，要求政府接受「以土地換和平」的方案，組織了大規模的遊行，並提出了「現在就和平」（Peace Now）的口號。9月，在貝京赴美談判前夕，「現在就和平」運動又組織了10多萬人的遊行示威，要求貝京在談判中表現出和平誠意。這一運動對貝京態度的轉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78年9月6日，美、以、埃三國首腦正式開始了在戴維營的會談。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埃以之間分歧嚴重，爭論十分激烈，在原則問題上互不讓步，談判常常瀕于破裂的邊緣。埃以之間的分歧主要在於：1）埃及主張就中東問題達成全面的解決方案；以色列則堅持埃以先就西奈問題達成協議，然後再談巴勒斯坦問題；2）埃及要求以色列結束對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占領，承認巴勒斯坦人擁有民族自決以及建立國家的權利，以色列則反對建立巴勒斯坦國，拒絕放棄約旦河西岸和加沙；3）埃及堅持對西奈半島擁有絕對主權，以色列立即完全撤出西奈；以色列則拒絕拆除定居點，並要求在3至5年內繼續保持對西奈3個機場的控制。
由於雙方互不讓步，會談陷入了僵局，在此情況下薩達特決定中止會談，離開戴維營回國。貝京也表示不可能再繼續談下去了。這意味著埃以之間將再度決裂，已出現的和平之光將又一次熄滅。後經卡特總統「以一生中從未有過」的嚴肅態度來再三勸阻，薩達特才答應繼續留下來會談。接著，卡特向貝京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再加上以色列外交部長達揚和國防部長魏茲曼的勸說，貝京表示願意在猶太人定居點問題上作出讓步之後，會談才出現了轉機。
後來埃以雙方討論了以美國方案為基礎的協議草案，彼此又都作出了一些妥協。這樣，戴維營會談經過13天的激烈交鋒和討價還價後，三方在9月18日達成了協議。當晚，在卡特總統主持下，薩達特和貝京在白宮簽署了被稱為《戴維營協議》的兩項文件，以埃和談終於取得了重大突破。
《戴維營協議》
所謂《戴維營協議》，實際上是由《關於實現中東和平的綱要》和《關於埃及同以色列之間和平條約的綱要》兩個文件組成。《關於實現中東和平的綱要》包括序言、綱要兩個部分。其主要內容是，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是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基礎；該地區各國都有在安全和公認的邊界內和平生活的權利。綱要要求埃及、以色列、約旦和巴勒斯坦人的代表參加和平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談判，這一談判包括對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作出時間不超過五年的過渡安排；埃及、以色列和約旦（巴勒斯坦人可參加埃及和約旦代表團）將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建立經選舉產生的自治機構的方式和確定自治機構的權力與職責；自治機構一經建立和運轉，五年過渡期即開始，有關各方不得遲於過渡期的第三年談判確定西岸和加沙的最終地位以及它同鄰近地區的關係，並在過渡期結束前締結以色列和約旦之間的和平條約。關於埃以關係，綱要要求雙方通過談判在三個月內締結一項和平條約。
《關於埃及同以色列之間和平條約的綱要》對埃以關係中的一些主要問題作了比較具體的規定。它的主要內容是：埃及在國際承認的邊界內行使充分的主權；以色列武裝部隊撤出西奈，它留在西奈的機場只供民用；以色列船只有權在蘇伊士灣和蘇伊士運河自由航行；蒂朗海峽和亞喀巴灣向各國開放；埃以簽訂和約和以色列完成在西奈半島的第一階段撤軍後，雙方建立正常的外交、經濟和文化關係。
9月26日，以色列議會對通過《戴維營協議》進行了辯論，反對意見主要來自宗教黨派以及利庫德集團內部的極右勢力，但最後仍以84票比19票通過協議（利庫德集團的43個議員只有29人投了贊成票）。10月14日，《戴維營協議》也獲得了埃及人民議會的通過。11月底，瑞典的諾貝爾獎委員會決定將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與薩達特和貝京，以表彰他們為實現埃以和平作出的貢獻。
《以一埃和平條約》
根據《戴維營協議》，美、埃、以三方部長級代表團從1978年10月12日起，在華盛頓就締結埃以和約開始談判。但由於《戴維營協議》對一些重大問題有意迴避，加之埃以雙方對協議中的一些條款解釋不同，因而締結談判仍遇到了很大困難。埃及堅持埃以和約應與西岸和加沙的自治進程相聯繫，而以色列則堅持把埃以締約同巴勒斯坦自治問題完全分開。直到1979年2月底，締約談判仍無多大進展。為了打破僵局，卡特3月初親自出訪埃及和以色列，答應在5年內嚮埃以兩國提供54億美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經過美國的全力調解，3月26日貝京和薩達特最終在白宮南草坪正式簽署了《以色列一埃及和平條約》。卡特總統作為聯署人也在和約上籤了字。
埃以和約及其附件以《戴維營協議》為基礎，正式宣布結束兩國的戰爭狀態，劃定相互承認的國際邊界以取代原先的停火線。
和約規定以色列分兩個階段從西奈半島撤軍：第一階段從雙方交換和約批准書之日起九個月內完成，以軍撤至阿里什一穆罕默德角一線以東地區，然後第二階段以色列在三年內完全撤出西奈半島；在以色列完成第一階段撤軍後，埃以雙方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經濟和文化關係；以色列軍隊完全撤離西奈半島後，西奈半島將實行非軍事化，在雙方邊境上建立由聯合國部隊駐紮的緩衝區；以色列船隻可自由通過蘇伊士運河；埃以雙方在交換和約批准書之後的十個月內開始就巴勒斯坦自治問題舉行談判。
埃以和約簽訂後，從1979年5月25日到1980年1月25日，以色列分五次向埃及移交了占西奈半島面積2／3的土地。在以色列軍隊完成第一階段撤軍後，以色列和埃及於1980年2月15日宣布建立外交關係。以色列從西奈半島撤軍，也就意味著放棄它在西奈半島的陸、海、空軍事基地，放棄已建立的11個猶太移民定居點，以及放棄它在西奈發現和已開發的石油資源等。1980年1月到1982年4月為撤軍的第二階段，以色列軍隊全部撤離西奈半島，並拆除了包括猶太定居者們在沙漠中建立的亞米特城在內的所有定居點。在強行拆除亞米特定居點時，以色列軍隊甚至同不願撤離的猶太定居者們發生了暴力衝突。第二階段撤軍完成後，埃及正式收復了西奈全部領土。但是，關於有爭議的塔巴地區的歸屬問題直到1986年才基本解決。
然而，從1979年5月開始的關於巴勒斯坦自治的談判，卻因雙方立場懸殊以及約旦和巴勒斯坦代表的缺席而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貝京政府堅持巴勒斯坦的「自治」僅限於居民自治，而不包括領土自治；在五年的自治過渡期滿前後，以色列都將保持在西岸和加沙的軍事存在；而且耶路撒冷不屬於自治範圍，其主權不容談判。這一立場與埃及方面的要求相距甚遠，因此談判多次中斷。當1980年7月以色列議會通過宣布統一的耶路撒冷是其「永恆與不可分割的首都」的法案後，埃及宣布中止巴勒斯坦自治談判。1981年8月，談判雖然恢復，但雙方的分歧依然如舊。當年底以色列議會又通過了在戈蘭高地實施以色列法律的法案後，埃及代表團再次中止會談，返回開羅以示抗議。
以-埃和平的影響和意義
《以色列一埃及和平條約》是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第一個和平條約。通過和約，以埃基本上解決了雙方之間的重大爭端，結束了30多年的戰爭狀態，為用和平方式全面解決以阿衝突開闢了道路。條約簽訂後，埃及收回了西奈半島的全部領土，以埃關係實現了正常化，雙方建立了外交關係，實現了邊界開放，在旅遊、商業、貿易等方面開展合作。
但埃及和以色列也為和約的簽訂和實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埃以媾和在阿拉伯世界產生了強烈震動，並引起了阿拉伯陣營內部的嚴重分裂。除蘇丹、阿曼和摩洛哥等少數國家支持埃以外，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持不同程度的反對態度。敘利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南葉門和巴解組織等「激進派」決定成立拒絕同以色列進行任何妥協的「拒絕陣線」，併發表宣言指責薩達特的行為是對整個阿拉伯民族的「背叛」。屬於「溫和派」的沙烏地阿拉伯、約旦等國雖然不反對通過談判來解決中東問題，但反對埃以單獨媾和，主張阿拉伯國家採取一致行動，「全面而公正地」解決中東問題。1979年3月埃以締約後，阿拉伯國家聯盟立即召開了特別會議，決定對埃及實行集體制裁，17個阿拉伯國家全部同埃及斷絕了外交關係。阿盟停止了埃及的成員國資格，其總部也由開羅遷到突尼斯城去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薩達特總統在國內也遇到了強大的阻力，反對勢力既包括左翼的納賽爾主義者也包括右翼的宗教極端分子。在同以色列媾和的過程中，埃及先後有兩位外交部長因反對薩達特的和平政策而辭職。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代表的宗教極端勢力的反對尤為激烈，認為薩達特同以色列媾和是對埃及和伊斯蘭教的背叛，他們採取一切方式阻止和破壞埃一以和約的實施，最後竟以行刺的方式在1981年10月的閱兵式上殺死了薩達特。
以色列方面的阻力主要來自國內的極右翼勢力。除了諸如「信仰者集團」這樣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和宗教狂熱分子的反對外，利庫德集團內部的反對呼聲也很高。以一埃和約在交付議會表決時，約三分之一的利庫德集團議員棄權或投了反對票。有兩名超級鷹派利庫德議員—蓋拉·科亨和摩西·沙米爾走得更遠，於1979年10月組建了一個新政黨—泰西亞黨（Tehiyah），強烈反對貝京政府的「妥協」政策。在右翼力量的影響下，貝京政府在達成以埃和約之後領土政策也變得更加強硬，從而引起鴿派人士的不滿。為推動以埃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的達揚，對貝京政府在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中毫無誠意、處處設置障礙的做法深感失望，也於1979年10月辭去外交部長一職，利庫德集團中更富于鷹派色彩的伊扎克·沙米爾接任外交部長。
但無論如何，戴維營協議和以一埃和平畢竟開創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先例，是以一阿關係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其深遠影響和歷史意義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