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程郁綴在其《中國古代文學史漫談》中說到，孔子對《詩經》非常推崇。他認為「不學詩，無以言」，一個人不學《詩經》是沒法說話的。「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即「興」「觀」「群」「怨」。
《詩經》「興」「觀」「群」「怨」的特點就展現其強大的表現性和感染力，同時，更加強了讀者對當時歷史文化、人物形象塑造等的再還原和再認知。而詩經在歷史之中，對於各種文學形式的影響，以及各種哲學思想體系的吸取，等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詩經》以另一種形式在文化歷史中延續著。可以這樣說，《詩經》已然成為我們審美、情感、文化的一種靈魂基因。而我們如今回顧這種基因，是為了更好地成就自己對美、情、文化的認知。
關於《詩經》的成書過程，歷史上眾說紛紜，到今天仍舊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主流的說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說法是「獻詩說」。也就是當時的天子，為了能夠考察民間風俗的好惡，提出要三公九卿進獻詩歌。通過一些能夠反映當時社會氣象的詩歌，來進行更好的文化考察，同時，也加強自己對各諸侯地俗情風尚的認知和瞭解，從而做出更符合國家發展和人民需要的事情。而這種情況在《國語·周語》中有所記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曚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意思就是天子聞聽政事，讓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各級官員等不同的人都進獻詩，樂官太師要獻上樂曲，史官要獻上史籍，少師喻講箴言，盲人樂官負責吟詠詩篇和誦讀諷諫，主管營建製造的工官上諫，老百姓則將自己的觀點和想法上報，近臣在君王有誤時盡力規勸，王之宗師在君主有過失的時候彌補其過錯並進行監督，樂師和史官以進獻的樂、史籍對君王進行教誨。所以，獻詩說的最終目的就是達到君王清明、上下一心的國家風氣。
第二種說法是編訂說。這種說法是朱自清先生提出的。他指出，春秋時期有樂師，等級比較高的叫作「太師」（也就是我們「獻詩說」中的「瞽」，所以，這個觀點本身和「獻詩說」也有類似之處）。各國使臣為了進行國家交流會有相互來往，這個時候就會舉行宴會，而宴會上就需要奏樂唱歌。為了滿足宴會的奏樂需求，樂師們就會搜集本國和他國的樂歌。而除了這些民間詩歌，樂師們還會保存貴族們特定場合的一些詩樂，比如祭祀、狩獵之類。同時，還有一些上諫給君王以正視聽的獻詩。之後，樂師們保留的詩樂也就越來越多。當然，這裡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各國都會有樂師，各國的樂師也為《詩經》的積累和編訂做出了貢獻，但是要說到最後進行統籌編訂的，那就是周王朝的樂師了。《國語·魯語下》中就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的記載，正考父是宋國的大夫，獻《商頌》於周王朝的太師。同時，從《詩經》中統一的語言、韻律格式來說，《詩經》最後有非常大的可能是進行過統一編排。
第三種說法是「采詩說」。這種觀點認為周朝朝廷有統一的采詩機構，其中有專門的使臣會對各國各地進行詩歌的採集，之後匯集到史官那裡進行潤色加工，最後才呈現給天子看。如《漢書·食貨志》中所提：「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此處的「行人」，就是採集詩樂的官員。
相對於「獻詩說」這種由下自上（有下面的各級官吏進獻）的模式，「采詩說」這種由上自下（有專門的採集詩歌的機關到各處進行作品搜集）具有更大的主動性和規畫性。同時，和「編訂說」相比，「采詩說」的終極目的和最終統發者是不一樣的，前者的目的是宴飲樂曲，統發者是樂師；後者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以正君王視聽，統發者是周王朝朝廷。明顯後者的政治性和正規性更大一些。
第四種說法是「刪詩說」。「刪詩」顧名思義就是對詩樂進行了刪改。據說，進行《詩經》刪改的人就是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中提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意思就是說，其實當初搜集編錄的詩歌有三千多首，孔子將其中重複的進行了刪除，最終保留了其中可以施教於禮義的305篇。但是，這個說法爭議比較大。因為在《左傳》有一個觀點是在孔子生活的年代，《詩經》就已經定型了，但是按照具體年份來說，那個時候孔子還不滿10歲。但是，在《論語·子罕》中有提到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從這裡可以看出，孔子對《詩經》做的工作可能是「樂正」，也就是梳理工作。所以，對於這個「刪詩說」來說，比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孔子曾經參與到《詩經》的整理工作中，而不大可能是編寫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