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為了服務于政治、軍事大國的國家戰略以及適應變化了的國際安全形勢，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對其安全戰略進行了大規模調整。「9·11」事件後，特別是2012年發生日本政府「購島」鬧劇，釣魚島局勢緊張後，日本加快了安全戰略的調整步伐，更加強調壯大自衛隊的軍事實力，突破專守防衛的建軍原則，向海外派兵，重視日美軍事同盟。
1．在安全環境的判斷上，認為日本面臨新的「多元威脅」
一方面，以優勢的軍事力量為後盾的東西方軍事對峙局面已不復存在，爆發世界規模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傳統安全威脅的可能性降低。但日本周邊存在著各種「不穩定因素」和「多種多樣的威脅」，這主要是，冷戰後中國強勁崛起，不穩定的臺灣海峽形勢，朝鮮發展核武器，俄羅斯在遠東地區部署軍事力量以及與日本存在北方四島主權之爭，牠們構成了對日本國家安全的威脅。另一方面，日本面臨新型威脅和多種事態，主要有大規模殺傷型武器、彈道飛彈擴散和國際恐怖組織新的威脅，以及給和平與安全帶來影響的複雜多樣性事態。
2．加強日本自衛隊作戰能力建設
根據威脅判斷和擴展了的安全戰略目標，日本對自衛隊的建設方針和發展方向進行調整。為有效應對「新型威脅和多種事態」，同時積極主動地參與旨在改善國際安全環境的國際和平合作活動，日本在確保用以防備正規侵略的基礎力量的同時，有效發展快速、機動、靈活和多目的且以高技術力量和情報為支柱的「多機能而靈活有效」的防衛力量。
2004年的「新大綱」確定了今後自衛隊的建設重點：一是加強自衛隊的聯合運用。在組織體制、教育訓練和情報通信等各領域建立聯合運用基礎，如成立聯合參謀機構，情報本部由防衛省（廳）長官直接領導，成立「中央快速反應集團」，對快速反應機動部隊實施一體化管理等。二是提高情報搜集、分析、評估和共享能力。日本將加強情報搜集活動，通過培養情報人才，進一步提高情報本部的戰略情報分析能力。同時，建立可防範電腦戰攻擊、有高度安全系統保護的大容量、高速、寬頻的情報通信網路，使有關部隊能及時共享情報。「新大綱」還再次強調質量建軍思想，指出防衛力量的發展不是依靠擴大規模，而重在提高人員、裝備及運用的效率和合理性。與此同時，新大綱對自衛隊的使命也做了調整，即除了維護日本本土安全外，還把「國際和平合作」由原來的附屬性任務上升為自衛隊的基本任務。意味著日本原來的「專守防衛」原則已名存實亡，自衛隊的「海外派遣」將更加頻繁。
2010年的「新大綱」提出了「機動防衛力量」建設思想：一是建軍方針的轉變，由建設「基礎防衛力量」轉變為建設「機動防衛力量」；二是建軍目標的轉變，由「多能、靈活、有效」轉變為「快速反應、機動性、靈活性、持續性和多用性」；三是力量運用理念的轉變，由注重「靜態威懾」轉變為「動態威懾」，強調力量的實戰運用。2013年的「新大綱」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建設打擊敵國基地能力，名義上是針對朝鮮的核及飛彈開發，但實質上是防範中國的軍事活動。再就是設立國防軍建議，這是日本有意發展「先發制人」打擊能力的體現。表明日本防衛從動態防衛向堅韌性機動動態防衛方向發展。
3．「專守防衛」的建軍原則被澈底改變，推出「防止、改善、應對」新軍事戰略方針
冷戰時期，日本政府基本恪守1947年《和平憲法的規定，堅持禁止參加集體防衛、禁止向海外派兵、專守防衛等原則，主動約束自己的行為。冷戰結束後，特別是「9·11」事件發生後，專守防衛原則被澈底拋棄。一是不斷擴大防衛範圍。1999年日本眾參兩院通過《周邊事態法》，確認如果在日本周邊出現對日本直接武力攻擊事態，日本就要採取行動，而不能僅僅局限於日本本土，為日本武裝力量走出國門對地區事務進行有選擇地干涉埋下伏筆；二是自衛隊向海外派兵。1992年6月《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PKO）獲得日本國會批准，禁止日本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的限制被突破。2003年通過「有事法制」相關法，自衛隊向海外派兵有了合法依據。2009年3月14日，日本海上自衛隊驅逐艦前往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這是日本在打擊海盜的名義下，打響二戰後海外獨立行動的第一槍，使日本二戰後的海外出兵行動突破一個新禁區。同時派遣兩艘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和兩架P—3C巡邏機到吉布提據點服役，使其成為日本海上自衛隊海外軍事基地。
4．建立新型日美軍事合作關係，為發展軍事力量創造條件
1996年日美兩國對日美軍事同盟進行了重新定位，為日本在冷戰後調整軍事戰略奠定了基礎。日本為構建新型日美軍事同盟，採取有效措施，確保美軍順利駐紮，加強日美在全球及地區性安保領域的合作等。日美安全保障體制既是日本防衛和安全戰略的基石，又是日本發揮多邊安全作用的基礎。2004年12月出臺的新大綱指出「日美安全保障體制對確保日本的安全必不可少。同時，在亞太地區仍然存在著不透明、不確定的因素，美國的軍事存在對維持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也是極為必要的。」2005年10月29日，在華盛頓「2＋2」美日安全磋商會談中達成了名為《美日同盟：未來和調整的協議，決定加速駐日美軍重新部署計畫。美日軍事同盟的一體化趨勢在政策和技術層面的障礙都得以掃清，雙方針對中國的軍事部署力度也空前加大。今後日美安保體制將呈現出兩大動向：一是建立機制化、規範化的新的合作機制。日本政府打算，經過努力，基本確立與《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相銜接、相配套的法律體系。與此同時，日美兩國軍方加緊組建戰時體制。二是建立大範圍、深層次的合作體制，今後幾年，日本將以參與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研製為中心，深化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合作。
5．加強周邊外交，推動地區多邊安全機制的建立
建立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同樣是日本實現其21世紀初期安全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日本當局認為，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是未來國際社會發展的趨勢之一。它的建立有其積極意義，在開展預防性外交與建立信任機制方面都會產生一定的作用。近年來，日本對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地區多邊安全機制的建立表現出了很高的積極性，日本對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的態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3年1月訪問東盟三國期間發表了「東南亞外交五原則」，這可被視為今後一段時間日本東南亞外交政策的核心。五原則中最突出的就是所謂「價值觀外交」，即日本要與東盟共同鞏固並擴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權等普遍價值觀，並且企圖拉東盟和其他國家構築所謂的「安倍之弧」，企圖通過美日聯盟、和東南亞國家加強合作，共同應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制約中國經濟發展和海洋強國之路。
總之，日本安全戰略的實質，是藉助美國的力量，扮演一個能夠遏制並干預地區不穩定因素的角色，採取「主動先制」安全戰略，努力實現由「特殊國家」向「普通國家」轉型，取得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軍事實力，在全球發揮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