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美國藝文復興」的浪漫主義文化運動，肇始於19世紀30年代，即超驗主義的誕生。1830年，著名文化改革家威廉·錢寧在《論民族文學》中抨擊恪守文化上對歐洲傳統的依附，並大膽號召美國文人不要在思想上、精神上滿足於歐洲的思維。1838年，拉爾夫·愛默生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組成了一個俱樂部，並經常舉行聚會，一起討論共同關心的哲學、神學、文化等問題。該俱樂部的主要成員有亨利·大衛·棱羅、喬治
·里普利、瑪格麗特·富勒和西奧多·帕克等。這個俱樂部是當時美國新思潮—超驗主義的核心。超驗主義者，在宗教上反對加爾文教的預定論，在哲學上崇尚精神和直覺，認為真理「超越」了感覺經驗，人能通過直覺認識真理，同時精神浸透人的心靈與自然界。超驗主義提倡人勝於物，強調人在宇宙萬物中的地位和作用，強調人的自信、自尊和自助。要求人們追求一種新的精神價值，從而對當時美國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和對物質的貪慾持否定態度，推動人們進行思想上的新探索，追求一種新的精神價值。
這個俱樂部中，走極端而卻形成獨特見解的便是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年）。
1817年7月12日，梭羅生於馬薩諸塞州波士頓附近康考德的一個農民家庭，後來父親做了生意，但運氣不佳，再後改以製造鉛筆為業。1834年，梭羅前往著名學府哈佛大學求學，雖然學業尚屬上等，但在同級學生中卻默默無聞，應當注意到的是，他的課外閱讀涉獵極廣。1873年．梭羅自哈佛大學畢業後，返回故鄉康科德度過一段短期的教師生涯。不久與愛默生結識為友，從1841年起，寄居于愛默生家裡達三年之久；也正是1841年，梭羅才決定自己的職業是寫書，而不適宜教書。在愛默生的資助下，轉而撰作詩和論說文，起初僅為超驗主義者雜誌《日晷》寫作，隨後也為其他暢銷的報刊撰寫文章。三年後，梭羅曾在斯塔騰島上度過了幾個月的光陰，其後還當過愛默生侄子的家庭教師，並開始與霍桑、奧爾考等一些紐約的作家及編輯結識，偶爾也寫一兩篇評論文章。此後，梭羅的余年大都消磨在康考德附近，梭羅一生單身，終身未娶。
1845年，當二十八歲的時候，他在距康考德中心兩英里的沃爾登湖畔親自建立了一間茅舍，並在此度過兩年光陰，獨自幽居於此，體驗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終日讀書和書寫日記，並著手于創作。在沃爾登期間，因為抗議奴役黑人而拒付人頭稅而被捕入獄一夜。
1847年梭羅返回康考德居住，其後就在這裡以寫作、講學以及研究當地動植物、大自然界來度過他那短促的生命。其間偶爾離開故鄉作短程旅行，他的見聞錄成為後世旅行叢書的原始資料。同時也偶爾在其父親的工廠里，以監督製作鉛筆而賺錢，供那簡樸生活所必需的錢。梭羅於1862年5月6日逝世．享年44歲。
梭羅作為學者，短促的一生中寫過許多著作和論文，最為著名的有1839年和哥哥在梅里馬克河上划船漂流後寫成的《在康考德與梅里馬克河上一週》，該書不久便出版問世；有1849年寫成的《論公民的不服從》，有人譯成《消極抵抗》.是本政論文集：有1854年寫成並出版的《沃爾登：或林中生活》，有人譯成《湖濱散記》。其中《湖濱散記》記錄了他在華爾騰湖濱度過的一段隱居生活，並真切地描繪了森林中的動物和植物。在梭羅的筆下，大自然、人類還有超驗主義理想交融匯合，渾然一體，其文筆簡練有力，樸實自然，思想清新獨特。儘管《湖濱散記》是非虛構作品，但是當梭羅在世的時候，一般人認為他的作品是一種模仿作，是一種失敗。當時此書僅印了2000冊的初版本，卻費了五年時間才銷完，而且一直到梭羅死後才再版。梭羅去世後，人們才開始普遍地認識他，他的《湖濱散記》也逐步走紅，到現在這本書將近有200種不同版本，同時被譯成各種外文。從而使《湖濱散記》成為他的典型代表作。
梭羅的《湖濱散記》是當時美國社會、美國新思潮的產物，代表著一種人們厭惡金錢萬能而趨向自然的意念。1846年2月4日那天，也即梭羅幽居沃 爾登湖畔期間，他曾在康考德講演廳為鄉民作一次學術性演說，題目為《托馬斯·卡萊爾及其作品》，講完後鄉民告訴他，他們寧願多聽些有關他自己的湖畔的生活，而不願聽那種拙劣而難以瞭解的蘇格蘭作家。梭羅受到鄉民的啟發，便回到自己的簡陋的林中茅舍，觀察自然，挖空心思地思考著人與自然。接著他準備了以《我自己的歷史》為題的講詞，並於1847年2月10日，再次在康考德為鄉民演講。令他欣慰的是，這次演講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聽眾們要求他在一週後再重複講演一次，並希望他的講稿有所增補。於是《湖濱散記》便這樣誕生了。
如果認為梭羅想回到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那就大錯特錯了，他並沒有提倡人人背棄文明而走向森林，儘管他在林中居住的時間約占他生命的5％，但是應該指明的是沃爾登湖畔並不算是蠻荒之地，距康考德中心僅兩英里，何況在沃爾登獨居期間，不僅接見川流不息的訪客，同時他自己差不多每天回故居之地，探訪一下家人及朋友們。他自己也說過，他不希望模仿者效法他去過森林生活，他鄭重指出，他在林中湖畔生活是他個人的需要，他志趣在於觀察與撰述大自然。梭羅也不主張人們背棄現代科學所產生的物質文明，相反他指出，我們不會善於利用物質上的文明。他說，這些物質文明對我們來說，競僅是「以改良了的方法達到不改良的目的。」我們盡一切所能，去鋪設橫渡大西洋的海底電線，卻使用它來詢問英國公主的健康狀況，而不去作傳達正事之用，我們建築鐵道，目的在能節省一小時到達城市，可是我們卻把這個小時浪費在所抵達的城市裡。
如果 把梭羅幽居森林看成是消極地批評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那也是不正確的。相反，梭羅是一個積極的而且有建設性的批評家。他在《湖濱散記》初版的開端加了一個題詞，他這樣說道：「我不計畫去寫一篇悲觀的頌詞來使自己頹喪，而是我要像站在窩裡的晨雞強壯地誇張一下，只要能喚醒我的鄰居就可以。」梭羅對資產階級政治雖表示不滿，但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是希望有一個改善的好政府。他說：「我誠懇地接受這一箴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相信這一箴言等於說—「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還說：「我不是要求即時取消政府，而是要求立刻有個較好的政府」。他認為當時政府對奴隸制的默認是一種罪惡行為，因此積極地投入了廢奴運動，1859年還公開支持布朗起義。他認為政府理應為人民謀福利，如果背離了這一原則，那麼居民有權抗議，他說：「雖然我儘可能地利用國家和在她身上攝取利益，但我還是要按照我的作風鎮靜地向她宣戰。」
梭羅也是一個社會評論家，他指出了當時社會上各種缺點、種種弊端。他對當時的複雜的生活方式不滿，他提出「人口膨脹」將導致「生活絕望」；他斷言我們所說的「進步」往往不是必要的進步，我們所謂的「成功」往往不是真正的「成功」；他甚至說人們常常由於運用手段而搞不清目標，為了達到目的而誤混了方法；最後他斷言原始人在某種情形下，也許過著比我們更快樂更完美的生活。由此，梭羅產生了對大自然的愛，進而全心地傾注愛意，幽居于幽靜森林湖畔，成為大自然的真正夥伴。
梭羅是那一代美國新潮的代表人物，梭羅所居住的康考德及沃爾登湖並不是西部荒蠻之地，但他對於這片土地的愛所產生的精神是有著開拓性的。無怪有人說沃爾登湖附近的森林裡可能存在著神，要不為何能把梭羅變成了未墮落以前、高尚的亞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