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年），別名施樂，是最負盛名的美國作家和記者，也是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斯諾於1905年出生於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的一個小印刷出版商家庭。在父親的影響下，他既厭惡各種教條和專制，又重視靠勞動致富。斯諾自幼喜歡讀書，他從《湯姆·索耶歷險記》、《魯濱遜漂流記》一類書汲取了冒險的精神，產生了瞭解異國風情的慾望。14歲時，他用自己幫工賺的錢，與兩個同學一起去加利福尼亞旅行，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浩瀚的太平洋，在囊空如洗，過著流浪生活的歸來路上，接觸不少工人和失業者，此行對他以後的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斯諾於1924年進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習。1928年大學畢業後，在華爾街賺了一點錢，遂定下一個為期一年的到世界各地漫遊冒險的計畫。準備回來後，在30歲以前賺一筆錢，以後再從事研究和寫作。
同年，他開始實施旅遊計畫，取道巴拿馬運河.航行太平洋，領略了夏威夷和日本的美麗風光後，來到中國上海。原來只想在中國逗留6周，誰知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巨大魅力和新聞報道工作的需要，竟使他和中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1928年到1941年期間，斯諾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中國。作為中國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人，他忠實地向世界報道了中國的狀況。初到上海時，他為鮑威爾主編的《密勒氏評論報》撰稿，並成為該報的助理編輯，以後又是芝加哥《論壇報》、《每日新聞》、紐約《先驅論壇報》、《太陽報》和《星期六晚郵報》以及倫敦《每日先驅報》的駐華記者。在1931年以前，他就跑遍了中國的鐵路沿線，通過目睹中國的內憂外患，對中國人民產生強烈的同情心，增強了正義感。接著，他用一年左右的時間遊歷了越南、緬甸、印度諸國，加深了對殖民主義者的認識，對那裡的人民鬥爭予以同情。1932年回上海後，恰值「一·二八事變」發生，他以最快的速度寫了第一篇目擊記，連續發表在美國幾家大報的頭版上。事變以後，他協助移居香港的宋慶齡等左翼人物創辦了「保衛中國同盟」，該組織致力於向國外報告中國戰況和向游擊區提供捐助物資。這期間，他寫成《遠東前線》一書，係統地報道和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真相。
1933年2月，斯諾因與姚莘農編譯魯迅等作家的作品，在上海與魯迅相識，對魯訊非常欽佩。同年春到北京，開始在燕京大學任教。這時，他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一些著作，並與中國共產黨北平地下組織有了聯繫。他關心和支持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在1935年北京「一二·九運動」中，發動各國記者赴現場採訪，在外國報紙上生動報道這一愛國運動，贏得了外國對學生運動的同情。
1936年，經北平地下黨的介紹，斯諾和馬海德醫生一起，越過國民黨的層層封鎖，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陝北蘇區採訪，歷時4個多月。他先在延安訪問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東線紅軍司令周恩來。接著來到蘇區臨時首都保安，住進中共中央外交部招待所。一連幾個夜晚，他來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所住的窯洞，與毛主席徹夜長談。他向毛主席提出許許多多的問題，真實筆錄丁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精采描述和精闢分析以及他本人的生動經歷。之後，他來到甘肅、寧夏紅軍駐地，深入訪問了彭德懷、李富春、徐海東等紅軍將領和紅軍戰士，還在蘇區到處走動，自由地到群眾中去採訪。這些訪問加深了他對中國革命鬥爭的瞭解，使他成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10月下旬，斯諾通過西安東北防線，秘密返回北平。在美國大使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發表了蘇區之行的主要事實，並將同毛澤東談話的全文連同蘇區情況的綜述，交《密勒氏評論報》發表，在全國引起轟動，也引起南京國民黨政府的震驚。
1937年10月，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這部震動世界的名著，生動而樸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工農群眾的英雄業績。這部書問世後，一年內再版5次，被譯成10餘種文字，成為世界上最暢銷的書籍之一。當年胡愈之等進步人士在國民黨統治區翻譯出版，為躲避國民黨的書報檢查，更名為《西行漫記》。斯諾 在1968年和1971年對本書作了兩次修改和補充。1984年新華出版社出版《斯諾全集》時，恢復正名《紅星照耀中國》。1939年，毛澤東曾向幹部推薦，這是「一本真實介紹我們情況的書」。
1938—1941年，斯諾與紐西蘭作家路易·艾黎倡導中國工業合作化運動，贏得了國內外有民主思想的人的同情和支持。但工合在國統區被完全窒息，在蘇區卻得到鞏固和發展，成為人民軍隊得以維持並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
1941年，斯諾懷著依依惜別的心情告別了中國。他說：「中國占據了他身心一部分，他為同中國民眾在一起為爭取生存和進步進行鬥爭而「感到自豪」。同年，美國蘭多姆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名著《為亞洲而戰》。這部書描述了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的情況，熱情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堅持進步、堅持抗戰的政策，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醜態，並以中日戰爭為背景，論述了國際間的關係，在許多問題上都反映了斯諾的真知灼見。
回到美國的斯諾，早已是一個舉世聞名的記者了。他的一些見解，使美國總統羅斯福深感興趣，羅斯福親自召見他，像朋友一樣與他進行了三次長談，每一次都以中國為中心議題。自1942年起，他作為《星期六晚郵報》的戰地記者和助理編輯，飛赴歐、亞、非各地，從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採訪、報道，積極投身於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他先後出版了《人民在我們一邊》（1944）、《蘇聯力量的格局》（1945）、《史達林需要和平》（1947）等著作，其報道準確真實，為各國所稱譽。
新中國成立後，反華、反共、打擊民主和進步力量的麥卡錫主義十分猖獗，斯諾處境困難。1959年，他被迫偕夫人移居瑞士，但他拿著美國護照，卻得不到訪華的簽證，直到1960年才以美國作家的身份拿到簽證，訪問新中國。在近6個月的訪問期間，他到過14個省的19個主要城市，會晤各級領導70餘人，與各種職業的人單獨談話，在搜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寫出《大河彼岸》一書，於1962年由美國出版公司出版。這部書熱情地介紹了新中國，記錄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描述了與他們重敘舊誼的暢快。1964—1965年，斯諾再次訪華，繼續採訪和介紹新中國的成就。1970年，斯諾偕夫人訪問中國，黃華陪同他去34年前曾訪問過的陝北保安地區，那裡的每一項建設成就都使他激動和高興。這一年，他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慶祝活動，並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留念。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訪華了。
1971年3月，斯諾離開中國回到瑞士，開始整理他收集的資料，準備寫一部關於中國的巨著。不幸因身患癌症而中輟。其遺作《漫長的革命》是由他人整理的斯諾的遺作，於1972年出版。
1971年冬，斯諾在洛桑的一家醫院動了手術．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多次委派專人前往慰問，並派黃國俊、馬海德等赴瑞士接他來中國治病.斯諾表示不願作為一個病人到中國來。在病情惡化時，中國派出醫療小組飛赴瑞士搶救。
1972年2月8日，馬海德陪同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到醫院探視斯諾，斯諾握著他們的手，說出了最後的話語：「三個赤匪又到一起了」。
1972年2月15日，斯諾病逝，死前仍念念不忘對中國的感情。
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舉行了斯諾部分骨灰的安葬儀式。安葬儀式由鄧穎超主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許多黨和政府領導人獻了花圈，依照斯諾的遺囑，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學景色秀麗的未名湖畔。漢白玉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鐫刻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