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的中國通費正清的名字對中國人來說並不陌生，很多人都讀過他的著作，陸續被譯成中文的費正清著述，已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重要參考書籍，不知內情的人，往往誤把他當作美籍華人，其實他的名字叫約翰·金·費厄邦克（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2年），費正清是其全稱的諧 音，這是30年代他在中國訪學時，中國學術大師梁思成為他所取，有著中國學者對正直、清高追求的涵義。
1907年，費正清生於美國南達科他州休倫市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庭，父母都是知識分子，這對幼小的費正清影響很大，況且他是全家寵愛的獨生子。1911年，全家遷居蘇福爾斯，不久，便開始接受小學教育。中學時，他又轉到埃克塞特，畢業後先考入威斯康星大學，二年級時轉入著名的哈佛大學。在這裡，他的學業優異，對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都有興趣，此外.他還學習了法語、德語、拉丁語和希臘語，當然中文和日文是以後自學的。他的畢業論文榮獲哈佛大學最優獎，並由校長推薦，獲得了1929羅得斯國際獎學金。
1928年，西方學術界對十年前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前外交史的研究出現了熱潮。這時，哈佛的查理·韋伯斯特教授建議費正清研究中國外交史，並告訴他中國的機密外交文件將在北京公佈。同時鼓勵他：「這將開闢外交史上一個全新的領域」。韋伯斯特教授的鼓勵競成了這個年僅21歲大學生之後60餘年學業生涯的方向。
1929年秋天，費正清來到英國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旅途中，他認真地閱讀了英國著名史學家馬士所著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三大卷本，從而增加了對中國歷史的興趣。在牛津，論文導師蘇慧廉曾在中國傳教，頗諳漢學，他對費正清影響很大。通過蘇慧廉，費正清見到了隱居在倫敦郊外的馬士，馬士對費正清進行了認真指導，使他感到「找到了一位精神上的父親」。馬士還告訴他，「中國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是一個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自成體系的完整世界」。馬士還講述了中國海關的種種掌故。從此，費正清如饑似渴地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自學漢語，並堅信總有一天，「自己會成為一名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後起之秀」。
1932—1935年，費正清帶著撰寫的論文，前來中國訪學。他經上海到北京，進入了美國教會所辦的協和華語學校，先攻漢語。在京城，他結交了胡適、陶孟和、丁文江、傅斯年、蔣夢麟、梁思成等知名學者。通過史沫特萊，他一度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此外，他還與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陳獨秀、林語堂、魯迅等知名人士有一定 聯繫。這期間，經查理·韋伯斯特推薦，費正清結交了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蔣教他如何閱讀中國近代史料，並指定《籌辦夷務始末》為入門文獻。1933年，蔣又聘他為清華的講師，講授經濟史，同時還介紹他去北京稅務學校講授海關史。1934年7月，費正清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天津條約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在《獨立評論》上刊印，1935年費正清完成了博士論文《中國關稅的起源（1850—1858）》，並啟程離華。1936年，他回到哈佛大學，在歷史系擔任講師。為更深入研究中國歷史，他在哈佛設立了三類檔案：第一類是美國全國及國外主要研究機構、大學研究中國問題學者的檔案，此類屬資訊動態方面的檔案；第二類是有關中國問題的英文著作和資料目錄檔案，凡能收羅，盡錄其中；第三類是漢學文獻目錄檔案，購入漢文圖書、資料。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中國成了世界討論的焦點，費正清的東亞課程倍受重視。他同情中國，主張貸款支援中國的抗戰事業。1943年他升為哈佛的副教授，1948年以後為正教授。
1941—1942年，費正清兼任美國戰略情報局高級職員，職責是及時掌握日本的戰略動態。1942—1943年任駐重慶美國大使館特別助理兼新聞處主任。1944—1945年為華盛頓戰略情報局負責遠東行動計畫局的副局長。1945年至1946年為駐華美國情報處處長。除1943—1945年回國外，他幾乎整個戰爭期間是在中國度過的。在華期間，他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和專制，故而把希望寄託在閃閃發光的延安那裡。回美後，他抨擊美國的援蔣反共政策，要求與中共達成諒解。他正確地預計到：「如果我們盲目地反對中國的革命，我們最終將發現我們會被一場群眾運動逐出亞洲」。
在麥卡錫時期，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人員多受到審查，費正清被汙告同中共地下組織有聯繫，是一名準共黨分子，為此，他受到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屢次傳訊，但無實據終於使他避開了這場迫害。1950年，費正清就任亞洲研究協會副主席，根據慣例，一個學會選出了這一年的副主席，下一年一定會是正主席，但由於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他直到1959年才任正主席。
從此，費正清潛心學問。1959年他發表了題為《歧義註：美國的亞洲研究》的演說，一方面他指出了美國對中國研究的薄弱，同時，建議全美人民重視中國學的研究，他甚至建議美國小學應把中文列為第一外語，兒童從十歲始就要學中文。
從1948年7月其代表作《美國與中國》問世後，費正清又連續推出一部又一部專著。諸如：1952年的《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1921—1951）》；1954年的《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1955年與鄧嗣禹合著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957年編輯的《中國的思潮和社會制度》：1958年與艾克斯坦合著的《中國的經濟發展》；1959年與賴肖爾合著的《東亞—偉大的傳統》；1959年、1960年出版的兩卷本《清代文獻簡介》；1959年的《西方各國在亞洲研究中的若干基本問題》；1960年與艾克斯坦、楊聯升合著的《近代中國經濟史概述》；1960上與鄧嗣禹合著的《清代的行政：三種研究著作》；1966年編輯的《劍橋中國史》；1965年與賴肖爾合著的《東亞：近代的改革》；1967年的《中國：人民的中華帝國和美利堅合眾國》；1968年的《對中國傳統和現代化的新看法》；1973年的《東亞：傳統與改革》；1974年的《美國和中國的傳教事業》；1982年出了自傳體回憶錄《到中國去：五十年追憶》；1986年，八旬高齡的費正清又推出了《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
在從事研究的同時，費正清也培養了大批中國學研究者。早在1955年，他就創辦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並獲得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從1955—1970年的15年中，該中心從福特基金會得到不少於600萬美元的資助。從而，費正清建立了一個資料齊全的圖書館，招聘了許多成就卓著的專家學者，並在哈佛開設了新課程，研究領域也從中國擴大至朝鮮、日本、越南及其他東南亞各國。招收的碩士、博士學生不斷增加，1955年時為十四名，1956年為二十六名，1957年達七十名。費正清時常召開全國性的學術專題研究討論會。從1955—1975年二十年間，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1000美元以上資助的學生或研究人員共達200名，另外還有六十人接受過該中心的培訓。在費正清的努力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成了美國名副其實的研究中國及東亞各國的權威中心。
60、70年代，費正清努力地促進中美恢復正常關係，早在1967年他就與基辛格談及了如何恢復與中國的邦交。基辛格訪華後，費正清就應周總理之請，在1972年5月訪問了中國。1979年鄧小平訪美時，還專與他作過交談。1979年8月費正清又隨蒙代爾副總統訪華。
1977年費正清到了退休年限，學生們鑑於他對該中心的貢獻，決定把中心易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把它作為禮物贈給了尊敬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