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年）是 美國大地孕育的一位偉大女性。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她靠著堅韌不拔的意志和頑強的拚搏，從一個貧苦的村野姑娘，成長為享譽國際的作家、記者和革命戰士。她為窮苦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獻出了全部青春和畢生精力，她的革命業績，她的鬥爭精神和高尚品格，將永載人類進步的史冊。
史沫特萊於1892年2月23日出生於密蘇里州奧斯古德鎮的一個赤貧家庭。後來迫於生計，先後舉家遷移到科羅拉多州的特立尼達、德拉瓜和特西奧鎮。家裡一貧如洗，在洛克菲勒家族煤礦上做工的爸爸又經常酗酒，對家裡不負責任，這一切使得史沫特萊和她的4個兄弟姐妹的童年生活充滿了痛苦和不幸。由於家境貧寒，史沫特萊從16歲就開始到社會上去自謀生路，當過女招待、煙廠工人、雜誌推銷員，受到過種種侮辱和欺凌。苦難的生活使她有感於際遇不公，對現實深為不滿，錘煉出她叛逆的性格。她渴望讀書，夢想當一個女記者，無論環境多麼惡劣，只要找得到書，都會令她廢寢忘食。
1911年，她在亞利桑那州坦佩師範學校旁聽，但以自己的才華很快擔任了校刊的首席記者和總編。1912年，她結識了具有進步思想的厄內斯特·布倫丁，並同他結了婚。次年在學冊註冊成為正式學員，1914年6月畢業前夕，被指派為學校中級部打字課教員和校秘書。在社會黨人和自由派人士的影響下，她開始投身政治活動，1915年成為自由派「公開論壇」的秘書，次年加入社會黨，積極爭取言論自由，支持女權運動和工人運動。
1917年，在第一次婚姻破裂後，她來到紐約，一面半工半讀地在幾個大學學習，一面繼續投身政治運動。她在這裡的第一項重大活動就是參與組織反對美國參戰的示威遊行。在哥倫比亞大學，她結識了被稱為「旁遮普之獅」的流亡印度領袖伊帕特·拉伊，在他的影響下，史沫特萊鑽研印度的歷史和文化，對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產生了使命感。1918年，她因贊助印度獨立運動的革命者而被捕入獄。在獄中，她懷著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憤恨，創作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集《難友》，生動描寫了與她共患難的婦女們的悲慘命運。
1919年出獄後，史沫特萊在瑪格麗特·山額主辦的《節育評論》和社會黨報紙《召喚》工作，正式開始她的文學生涯，她的《難友》就連載在《召喚》上。與此同時，她還編輯了《印度新聞稿》，擔任「印度自由之友」的執行秘書，遊說反對驅逐外國僑民法案，為印度人們的自由和獨立而奔走。
1920年底，史沫特萊在一艘開往波蘭的貨船上當女服務員，來到當時印度獨立運動的重要據點柏林。在這裡，她認識了獨立運動「柏林委員會」的領導者維倫特拉納斯·查托帕提亞（史沫特萊稱他「維倫」），和他共同生活了8年，在這8年的僑居生活中，她與印度的革命者密切交往、認真研究印度革命和中國的歷史，成為一名出色的印度革命事業的活動家。
史沫特萊從1925年以飽滿的熱情從事創作，到1927年旅居丹麥期間完成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大地的女兒》，以自傳的形式，生動感人的筆調描述了青少年的時代貧窮、坎坷的生活，展現了自己在艱苦歲月裡追求真理，自尊、自強，在鬥爭中逐漸成長的過程。小說在1929年出版後引起極大轟動，後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
1928年底，具有崇高國際主義精神的史沫特萊，作為德國《法蘭克福報》的特派記者，長途跋涉來到災難深重的中國。中國的慘狀和人民的苦難使她的心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動，第一次明確了為被壓迫人民獻身的意義，自此，她就把自己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
1929年初，她在東北發表了《瀋陽五女性》等第一批報告文學。隨即定居上海法租界。在上海，她多方接近各國的仁人志士，積極參加中國的進步文化運動，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不避艱險地掩護中國的革命者。1930年，她與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和著名作家茅盾結為摯友，集中精力向外國宣傳左翼作家聯盟的工作。1931年2月，柔石等5位革命作家慘遭殺害，為揭露國民黨的暴行，她懷著悲憤的心情同茅盾一起將魯迅奮筆疾書的《黑暗中國的藝文界現狀》一文和左聯宣言《中國作家致全世界書》譯成英文，發表在同年6月的美國《新群眾》上，使數以百計的世界各國作家，藝術家的抗議函電湧入國民黨黨部。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史沫特萊廣泛地報道了日本侵略軍的暴行和十九路軍抗戰的英雄業績。隨後，與格拉斯、伊羅生創辦英文週刊《中國論壇》，刊登進步和革命文章。同年5月，她與伊羅生合編《國民黨反動的五年》，控訴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於是成為國民黨和上海外國警方嚴密監視的對象。下半年，她協助宋慶齡創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3年，史沫特萊以所見所聞寫出了關於中國的第一部著作《中國人的命運》，淋漓盡致地描繪了20、30年代中國的黑暗統治和勞動人民的悲慘處境，在書的最後一章，報道了毛澤東和朱德在江西建立的革命新政權。由於這本書，她遭到上海外國報紙的政治攻擊和國民黨特務的尾隨不捨。該年6月，她去蘇聯療養身體，在這裡，她寫下第二本關於中國的著作《中國紅軍在前進》。這是最早向全世界介紹中國工農紅軍英勇鬥爭的歷史和江蘇中央蘇區情況的著作之一，堪稱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的姐妹篇。
1934年4月，史沫特萊受宋慶齡的委託自莫斯科回到闊別多年的美國，在紐約籌辦資金和人員，以便創辦下一個英文刊物。年末返回中國。1935年，她在有世界影響的《國際通訊》雜誌上發表了關於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第一篇出色報道。紅軍在陝甘寧邊區會師時，她多方設法在上海採購藥品，通過各種管道運送到西北紅軍部隊。
1937年1月，史沫特萊在現場報道了著名的「西安事變」之後，來到她嚮往已久的革命根據地延安，會見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她被朱德的人格和感人事蹟所吸引，與他進行幾十次詳談，決心為他寫一部傳紀。同年10月，她奔赴山西抗日戰場，繼續觀察朱德的活動，搜集傳記素材。在3個月的戰地生活中，以日記形式發表了戰地通訊《中國在反擊—一個美國婦女和八路軍在一起》。1938年1月，她來到武漢，以驚人的活動能力為八路軍募款和藥品，動員外國人士到解放區去。1938年10月，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和中國紅十字會戰場救護隊隊員的身份，隨新四軍轉戰華北、華中戰場，進行採訪和救護工作，寫出大量優秀的通訊。
1940年9月，史沫特萊因病在香港休養。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回到美國，繼續從事支持中國抗戰的宣傳、寫作和募捐活動。1943年，他發表了記敘中國人民苦難歷程、熱情歌頌八路軍抗日英雄業績的《中國的戰歌》一書，該書問世後，在美國立刻引起轟動，被譽為二戰期間最優秀的戰地報道之一。書中關於《紅小鬼一吳國華》的故事還被大作家海明威收在自己的文學選集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史沫特萊全力投入《偉大的道路》的寫作。1949年，受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被誣為「蘇聯間諜」，被迫流亡英國。在病情嚴重的情況下，還為新中國的誕生而熱烈歡呼，表達重返中國的熱切希望。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不幸病逝牛津。按她的遺囑，在她的葬禮上奏《義勇軍進行曲》，遺物交給朱德，遺骨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朱德為她的墓碑題詞：「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1956年，她的遺著《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由美國每月評論出版社出版，這是傾注了史沫特萊全部心血的上乘之作，它栩栩如生地再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朱德戰鬥的一生。這部書先後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全世界廣泛發行。
史沫特萊是美國大地的女兒，但她的豐碑卻矗立在中國革命的偉業中，她作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和偉大的美國作家，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