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一個直線距離我們一萬七千里的南美國家，卻與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根據官方的資料統計，秘魯華人數量位於世界前列–在這個人口總數只有三千萬的小國，華人數量至少有200萬，有華人血統的秘魯人更是達到500萬之多，占秘魯總人口的1/6。
大量華人的存在及其強大影響力促使秘魯與中國來往密切，國民對中國的態度友好，堪稱中國在西半球的“好朋友”。秘魯曾經被華僑視為南美洲最親華的國家，在文化、風俗等方面都保留著強烈的中國印記，政商界均湧現過多位貢獻卓越的華人。自19世紀首度踏上秘魯土地以來，華人在異國他鄉開闢了不凡的奮鬥史。
19世紀華工移民
1849 年10 月, 75 名契約華工乘船抵達秘魯介休港，拉開了華人移民秘魯的序幕。同年 11 月 17 日, 秘魯通過一項以引進華工為主要目的的《華人法》。自此, 秘魯大批輸入契約華工, 直至 1874 年 7 月最後一船華工到港為止。長達25 年的契約華工移民總數達10 余萬，是中國移民秘魯規模最大的一波。
秘魯沿海一帶有很多島嶼，自古以來，海鳥在這些島上棲息而堆積了數米厚的鳥糞。這些鳥糞是天然的有機肥料，是當時歐洲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肥料來源。最初到秘魯的華工有1萬多人被賣到島上開採鳥糞，為當時的開採商和政府換取外匯。除了鳥島拾糞，當時的華工還被派遣到硝石礦區、太平洋沿岸的甘蔗種植園和棉花種植園，或去山區修建鐵路。
由於清政府的腐敗，華工出於躲避戰亂或增加收入的目的被誘騙、拐賣到秘魯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他們的工作強度和危險性極高，生活條件艱苦，社會地位低下，還時常遭受雇主的虐待。契約華工為爭取平等權益進行過各種形式的鬥爭，最終這一情況被清政府與國際社會所關注，華工訴求得到重視。
1874 年《中秘通商、航海、友好條約》簽訂，規定兩國可以自由移民，同時也標誌著契約華工移民階段的結束。在華工移民的25年間，秘魯通過鳥糞經濟在南美迅速崛起，糖產量與棉花產量也逐年翻倍，華工的付出大大拉動了秘魯經濟發展。
友好條約簽訂之後，華工重獲自由。簽了合約的華工在工期完成（一般為5到8年）後進入城市，成為自由雇工或商人。他們依靠自己的雙手和互助的力量，勤儉節約，做工經商，逐漸在秘魯社會中獲得一席之地。
地位提升與淘金潮
早期華工靠著每月4比索的收入掙得家業，19世紀80年代，自由華工在當地創立了商鋪，其中包括永發、鄧記等老字型大小，唐人街也在這一時期應運而生。到了20世紀30-50年代，華商快速發展，實力僅次於美商和英商，他們對秘魯北部的農業進行了開墾，華人的職業構成變得更加豐富，他們大建農場、工廠，發展餐飲業，以勤勞與智慧創造財富。
70年代，華人商貿公司大放異彩，主營業務涉及零售、塑膠業、玩具製造、保險和電器等，華人華僑富甲一方，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力量。經過幾代華人的艱苦奮鬥，他們在秘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華人進入政界，競選總理、國會議員，教授、工程師、律師、醫生等職業也遍佈華人的身影。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華人從底層爬起到成為行業的專家，並逐漸受人尊重。
由於沒有排華政策和種族歧視，在改革開放後國內第一批移民潮時，秘魯也吸引了很多華人來這裡淘金。一方面，秘魯的入境政策和條件寬鬆，做生意的成本低；另一方面，一百多年來幾代華人已經在這裡建立了龐大的關係網和經濟基礎。與選擇英美澳的華人相比，秘魯成為更容易發跡的“下海福地”。不少華商在秘魯發家後回國創業，憑藉外商身份承包政府工程，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遍佈各界的華人精英
20世紀90年代，秘魯華人華僑的事業達到頂峰。商業上，黃業生的黃氏超市（E·Wong）馳名南美，其商店遍佈首都利馬市各個地區，年營業額在4億美元以上。
黃業生的爺爺經歷了第一代勞工的悲慘生活，父親黃炳輝於1942年在利馬開了兩家小雜貨店。靠著小雜貨店的支撐，黃炳輝讓5個兒子都上了大學，兒子們則在學成之後合力使自己的家族成了當地的“超市王”，最終超市交給了黃業生經營。
1999年，WONG進軍網購時代，成為了互聯網上的第一家秘魯超市，一度佔據線上訂單的85%。如今黃氏家族已經在利馬開設了12個WONG超市，11家METRO超市，7個倉儲式超市，佔據利馬零售額的65%。
在秘魯，華人華裔參與政治的阻力比其他移民國家更小。一路升任秘魯部長會議主席的維克多·許會，是上世紀華人移民的後代。他的父親讓子女在秘魯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許會認為讀書可以幫助華裔展現更好的形象，有利於進入秘魯政界，他強調中國人除努力、節儉外，還要更多地對居住國產生影響，樹立正面的形象。
此外，華裔在文體屆也是大放異彩，第18屆奧運會上為秘魯奪得第一枚手槍自由射擊金牌的就是華人愛德溫·巴斯達斯·甘，由於華人在各界的出色表現，秘魯政府和人民也高度讚賞了華人華僑的功勳。
將中國炒飯印在郵票上
如果說秘魯華裔超過了200萬，那至少有1/4人就生活在首都利馬。利馬市中心的第一條“唐人街”始建於1850年，中國城與中央市場相連。利馬唐人街是最繁華的幾條商業街之一，擁有大量的市場、商店和娛樂場所。
走在利馬市區，中國元素隨處可見，中華牌樓上立著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題詞，街道兩旁大大小小的中國店鋪鱗次櫛比。行人多是“中國面孔”, 談話聲交雜著中國不同省份的方言，置身其中很有親切感。利馬市區分佈著大大小小6000多家中餐館，當地人叫它“Chifa”，是當年華人按照”吃飯”的廣東方言翻譯過來的。這些餐廳也反映了中國移民的悠久歷史和在當地的影響力。
秘魯本地的烹飪方式結合了南美與中國特色，中國炒飯更是得到幾乎所有人的喜愛。大多數秘魯家庭都配置有一口圓底炒鍋，只為了能夠隨時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炒飯，他們甚至將各種中式美食印在了郵票上，來表達當地對中餐的喜愛之情。
秘魯對米飯的喜愛其實也要歸功於一位華人–戴宗漢，有人將他視為秘魯的袁隆平。1918年移居秘魯的他白手起家，靠著自己的努力改善了秘魯的農業情況。戴宗漢毫無保留地把中國的耕作技術傳授給秘魯的農民。不僅如此，他還從中國引進良種，比如“中國白”和“中國雷丁”，並以自己的名義貸款幫助農民發展農業。
華人對秘魯文化影響深遠
除了飲食，秘魯華人華裔對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其他方面，中國商品幾乎遍佈秘魯的每個角落。你可以在超市里看到王老吉、老乾媽、康師傅，也能在港口看到中國出產的摩托車和汽車，當地華人的影響以及本身的低價格和維護成本都極大促進了中國商品出口秘魯。
兩國的友好關係也促進了貿易和投資的聯繫，在秘魯的許多小鎮，甚至在塞拉山脈，你都能看到中國礦業公司的大型卡車在狹窄的街道上隆隆駛過。這表明中國對秘魯正在進行著大規模直接投資，每天都有大量滿載礦物的貨船離開利馬前往中國。經濟聯繫進一步鞏固了中國作為秘魯重要戰略夥伴的地位。
節日風俗上，自1993年起，WONG集團每年都舉行大型花車遊行，舞龍舞獅，參加者上千人，觀眾達4、5萬人之眾。集團還邀請專家和高級官員組成評委會，評選出花車金獎。如今，該活動已成為秘魯國慶期間的重要景觀之一。
秘魯華人華裔不斷通過自身奉獻幫助社會發展和進步。1970年，華拉斯地震，戴宗漢先生捐資100多萬秘幣，運送大米給災民；2017年秘魯特大洪災期間，各大僑團組織捐款，僅通惠總局就籌款數十萬美元，累計為災區運送物資達50餘噸，受到了時任秘魯第一夫人蘭茜的親切接見。同時，他們還心系祖國，仍以中華民族血統為榮，仍將祖國的命運牽掛心頭。北京奧運會、汶川大地震等讓全國同胞舉國歡慶、悲傷的大事件無一不牽動著旅秘僑胞的心。
秘魯加西亞總統曾表示，中國移民在秘魯歷史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移民是吃苦耐勞、遵紀守法和努力奮進的榜樣。從築路開礦的苦力，到如今進入社會各界高層，秘魯華人華僑以辛勞與汗水完成了對社會的融入。與當年華工被虐待不同，如今華人在秘魯有了比較高的社會地位，在當地參政基本沒有種族障礙。在中國與秘魯的友好關係進一步提升的背景下，華人在秘魯的未來將更加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