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一直被認為是我國四言詩歌的藝術頂峰，四言詩作為我國最早的一種詩歌形式，自《詩經》以來，一經出現即成為我國詩歌形式的典範，後因漢語發展與文學自覺的演變，文人逐漸開拓五言、七言等形式並為後世所傳，進行四言詩創作的詩人越來越少，直到東漢曹操手中才使四言詩重煥新生，而曹後鮮有佳作，直到魏末的嵇康，西晉的陸機、陸雲，東晉的陶淵明等名家才又重拾四言古雅，這些名家的四言詩繼承了《詩經》的創作精神與文學理念，很好的重現了四言詩的美妙韻律。其中，以嵇康、曹操和陶淵明的作品最為出眾。
嵇康是我國魏晉時期著名詩人、思想家、音樂家，他的文學創作為時之翹楚，在玄學和音樂方面也頗有建樹。嵇康存詩60餘首，其中一半是四言詩，對四言的繼承不言自明。在漢代時候，四言詩就已有衰亡趨勢，兩漢文人早已開始創作五言詩、七言詩，而嵇康之所以選擇四言，有的學者認為詩經四言被尊為經典，其體莊雅，且四言詩被認為是既古且雅的「雅體」。所以對於當時已經成為經典的《詩經》，嵇康是抱著一種崇敬的態度，對於《詩經》中已經為四言詩乃至中國詩歌確定好的一種姿態與脈絡都歎服不已，故而他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化用甚至是直接引用《詩經》中的語言，採用集句詩的形式，在加工整理的基礎上將《詩經》中的意境融入自己的詩歌中。此外，嵇康的四言詩對《詩經》中的文學技巧以及常用意境也有著明顯的繼承與發展，既有對良好文學傳統的傳承，又能在原有的基礎上加上自己的思想與藝術手法，使四言詩在魏晉時期又重新獲得新的活力，並在詩歌發展史上使四言詩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使得四言詩重新回到文學舞臺中。
曹操的四言詩作非常出色，其四言詩對《詩經》既有繼承又有創新。曹操四言詩今存八首，幾乎每一首都有濃重的《詩經》烙印：一是用《詩經》成句。如曹操的代表作《短歌行》，此詩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巧妙地表達自己的願望。全詩32句，引用《詩經》成句就有6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二是繼承《詩經》的詩意內容。如曹操《冬十月》《鄉土不同》都是描寫河北的風土人情，作品中表達了作者對土地荒蕪、百姓窮困和由此引起的社會不安感到的憂慮。而這些內容用《詩經》中「風」的詩意來譜寫詩篇，更加強烈和真實的表達出百姓的疾苦心聲。三是繼承《詩經》中的現實主義精神。《詩經》是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輝起點，而在曹操以現實生活為基點的創作格局中，我們不難看出《詩經》「詩言志」的現實主義精神對曹操創作風格的影響。曹操的四言詩極為本色，無論從詩歌內容還是藝術形式都繼承和發揚了《詩經》的優良傳統，同時以其極大的創造力實現了對兩漢詩歌的超越，使四言詩再一次放出光彩。
我們再來看看陶淵明的四言詩。東晉名家陶淵明是十分耳熟能詳的詩人，他的四言詩是「我手寫我心」的典型，他的詩作都來自於自己親身躬耕勞作或者久居鄉野的真情實感，是自己的人生經歷感受與對生活的哲理性思考和探索，是對自然的熱愛與毫無車馬喧鬧的田園生活的熱愛和享受。陶淵明的詩作寫得質樸自然、清新活潑沒有半點兒矯揉造作和虛情假意。詩作中的景物也都是田園生活場景的再現。陶淵明的四言詩在結構上多數和《詩經》有明顯的一致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種是重章式結構法，這種結構也是《詩經》的典型式結構之一。以《歸鳥》最為典型，《歸鳥》16韻，4韻一章，共四章。每章的開頭分別是：「翼翼歸鳥，晨去于林」「翼翼歸鳥，載翔載飛」「翼翼歸鳥，相林徘徊」「翼翼歸鳥，戢羽寒條」。第二種表現形式則接近《大雅》中的《大明》《生民》，議論成分增加，篇幅較長。
對比了《詩經》與陶淵明的詩歌，我們不難發現兩者對現實生活的描寫是如此的富有同感。但是，陶淵明擴大了四言詩的表現題材，多了友情詩，表現自身仕與隱矛盾的詩。陶淵明可以說是學習《詩經》由表及裡、形神兼備的最高境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