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是指生物戰劑及其施放器材的總稱。而生物戰劑一般是指使人畜致病的微生物（細菌、病毒、立克次體等）或其他生物製劑或毒素。它的施放器材包括為此目的而專門設計的武器、設備或運載工具。使用生物武器殺傷人、畜及農作物的軍事行動叫生物戰。
最早的生物戰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比如古代的波斯、希臘和羅馬文獻中就記載有用人或動物尸體汙染水源而導致敵軍疾病流行的戰例。最典型的一次發生在1346年造成整個歐洲鼠疫流行的「黑色死亡」之役。當時，韃靼人圍攻熱那亞人據守的克里米亞東海岸的卡發城，3年久攻不下。這時亞洲發生的鼠疫被商人帶到了克里米亞，並使韃靼人感染了鼠疫。於是，韃靼人便將鼠疫死者的尸體拋入卡發城內，使守城的熱那亞人大量染病死亡，最後不得不棄城逃走，逃亡者乘船途經西西里島、撒丁島、科西嘉島，最終到達義大利的熱那亞港。但這些逃亡者中的絕大部分人都發病而死，僅有不到1％的人活了下來。更為嚴重的是，他們的逃亡將鼠疫傳遍到整個義大利，隨後波及全歐洲。估計因鼠疫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數達2000萬之多，約占當時歐洲人口的1／3。類似的流行病導致戰爭失敗的事例一直延續到19世紀的多次歐洲戰爭、美國南北戰爭以及1899～1902年的南非戰爭。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生物武器的出現卻是20世紀的事。隨著微生物學和武器技術的發展，生物武器的研製才有了堅實的基礎。
2003年「SARS」病毒在華夏大地的肆虐，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據統計，黃種人占感染病毒總人數的98％，感染病毒死亡的人數黃種人又占了98％，兩個98％說明，「SARS」病毒極易攻擊黃種人，反過來說，黃種人的基因特別易受到「SARS」病毒的侵害。那些發達國家靠鑽我國法律的空子收集建立起來黃種人的基因庫，是否用於正當的科學研究？是否為了黃種人的福祉而研究？我們應該有知情權。我們自己也決不能放鬆警惕。
生物武器發展的重要時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1943年德不在前蘇聯受挫，由黨衛軍贊助在波茲南建立起一個生物武器研究站。該站的工作主要集中於細菌懸浮液的飛機布酒分散研究。研究過的疾病包括鼠疫、霍亂、斑疹傷寒和黃熱病等。對於利用昆蟲來攻擊敵方牲畜和莊稼的可能性也進行過一些研究，如使用科羅拉多甲蟲來破壞馬鈴薯的收成等。到了1945年在前蘇聯紅軍的進攻面前，這個研究站終於在沒有做出任何驚人事情的情況下撤退了。德國的生物戰研究也就此壽終正寢。
在生物武器的發展研究方面真正取得成績的是英、美、前蘇聯和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於1940年在波頓的化學戰研究機構內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生物戰研究單位。該單位1941～1942年間在蘇格蘭西北部海岸附近的格瑞納德小島上進行的試驗之一，是用小型炸彈和加農炮來散布炭疽芽孢。英國的生物武器研究和發展計畫還得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幫助與合作。美國的生物戰計畫的規模要大得多，也成功得多。它最大的生物武器研究和發展機構設在迪特里克堡。這裡曾對多種致病微生物進行過研究。據說美國陸軍已經儲備了Q熱、委內瑞拉馬腦炎、野兔熱和炭疽的病原體作為殺傷人員的生物戰劑，以及稻瘟真菌、莖葉鏽病真菌和穀類鏽病真菌等毁壞農作物的生物戰劑。迪特里克堡還研究了多種生物戰劑的分散技術和裝置，如有一種生物集束炸彈，可將約10％的液體懸浮狀態的戰劑分散成傳染性溶膠。除了液體懸浮劑的形式外，他們也對乾粉狀生物戰劑進行了研究。
有關前蘇聯研究和發展生物武器的情況一直是一個謎。西方情報機構雖然費盡心機，但一直難以取得確切的資訊。直到20世紀70年代之後，前蘇聯的生物戰活動才逐漸被披露出來。前蘇聯的生物戰計畫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規模龐大，二是軍民結合，三是攻防結合，四是保密嚴格。據說，整個生物武器的研究發展計畫的龐大軍事系統工程由蘇軍總參謀部第15局全面負責。在莫斯科州、新西伯里亞、列寧格勒、柳布恰尼、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等地，都設有生物武器研究機構和生產廠。直接從事生物武器研發工作的科技人員估計有數千人之多。他們研究的範圍非常廣泛，幾乎涉及所有危險的致病微生物。前蘇聯軍事生物學家對炭疽桿菌情有獨鍾，因為它導致的肺炭疽的死亡率幾乎100％。另外前蘇聯還建立了細菌防疫研究機構，如衛生部下屬的鼠疫研究所，羅斯托夫.薩拉托夫和斯塔夫羅波爾的防疫中心，也都是重要的生物武器研究機構。這真正體現了軍民結合和攻防結合的原則。
在生物武器研究發展方面曾經取得實用性成果並把它大規模用於戰場上的，則是軍國主義日本。這一罪惡行徑的主要鼓吹者、推動者和實踐者就是石井四郎。1932年，當時還是少佐的石井四郎就認定生物武器是打贏一場戰爭的有效武器。於是，他四處遊說，鼓吹研究和發展生物武器。到了1935年，石井說服了日本當局同意他在哈爾濱軍事醫院建立了一個細菌戰研究中心，他在那裡領導了炸彈的設計和試驗，進行了細菌的培養和評價。1937年，由於石井在哈爾濱軍事醫院取得的成果，日本當局批准他建立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戰機構，這就是設在哈爾濱以南約60千米處平房村的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對外稱平房研究所。當1939年這個機構建成時，石井已經晉升為少將了，正是在這裡，石井四郎反人類的罪惡生涯達到了罪惡的頂點。731部隊的鼎盛時期，工作人員達3000多人。他們研究過的戰劑包括所有類型胃腸病原菌、鼠疫桿菌、炭疽桿菌和馬鼻疽桿菌，有些還投入了大規模生產。其生產能力以培養器表面撇取的糊狀生物戰劑重量計為每月300～1000千克。其中以霍亂弧菌的產量最高，鼠疫桿菌的產量較低。為了對細菌進行大規模的散布，至少試驗了8種類型的特種炸彈。除了炸彈以外，日軍研究過的其他生物彈藥和裝置還有飛機布洒器、炮彈以及使用已感染的昆蟲媒介（如感染了鼠疫的跳蚤）來傳播疾病。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的細菌部隊還喪盡天良地用活人進行試驗。至少有3000名中國平民和戰俘以及前蘇聯人、蒙古人和朝鮮人被日軍的生物武器活活殺害。
日軍不僅進行生物武器的研究和生產，而且還把生物武器大規模用於戰爭。當年侵華日軍實施的細菌戰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細菌戰：他們使用的生物戰劑主要有：傷寒、副傷寨桿菌、霍亂弧菌、痢疾桿菌、炭疸桿菌、馬鼻疽桿菌、鼠疫桿菌、破傷風桿菌，氣性壞值等。散布方式為投放細菌炸彈，飛機噴霧和人工撒布等。據中日學者最近調查考證結果表明，從1933年起到1945年日本戰敗，侵華日軍在中國實施生物戰長達12年之久。實施生物戰的戰區遍及現在的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山西、陝西、內蒙古、寧夏、甘肅、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等20個省，自治區的63座城鎮，至少造成27萬中國民眾死亡。日軍進行生物戰的滔天罪行理應受到全世界人民嚴厲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