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從現有的考古發現看，中華文明形成期的空間分布十分廣闊，南到廣東、北到黑龍江直至目前俄羅斯的貝加爾湖地區。氣候條件跨越了亞熱帶、溫帶和寒溫帶。如此廣闊的地理區域，自然環境差異很大，形成了不同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方式，留下了面貌各異的物質文化遺存。這也就是為何有人將這樣的起源方式概括為「滿天星斗」的原因。
綜合考古學家的看法，到西元前4000年前後，大約是相當于雅思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中華文明經歷了突破性的發展。其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西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中原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空前繁榮。大約相同的時期，長江中下游也進入了繁榮期。第二階段自西元前3300年至前2500年或稍晚，以長江中下游、錢塘江南岸的良渚文化為代表的社會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文明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黃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區，在西元前3500年前後開啟文明化的進程後，穩定發展。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遼西地區，其文明化起步的時間和海岱地區相近，許多的考古發現可以證明其曾經的繁榮。第三階段是西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時期，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突然湧現出一批城址，諸如金沙、三星堆等，而長江中下游和遼西的文明卻衰落了。不過，中原文化卻再度「復興」，陝西、河南、山西等地重新成為中華文明發展的推動者。
這些不同的文化起源和不同階段的文明發展之間交互作用，互相影響，從而使語言、信仰和習俗等方面不斷接近，最終構成一種「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形態。
對於中華文明起源的關注，古人的努力可能要超出現代人的想象，以司馬遷為代表的歷代史家，根據他們所能收集到的文獻材料進行了創造性的綜合，雖然有一些「想象」的成分，但亦非完全虛構。比如，中國人一般自稱「炎黃子孫」，這個說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國語·周語》，該文提出鯀、禹和夏人之後，以及姜姓之後，都是黃帝和炎帝的後代。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也將黃帝列為五帝之首。而後來的帝王都是黃帝的直繫子孫，由此，黃帝也被視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即文明歷史開端意義上的開創者。
其實，司馬遷將黃帝塑造為中華傳統始祖的做法自有其價值的依據。在春秋時代，孔子與他的學生可能就已經開始討論有關黃帝的傳說。據《大戴禮》記載，孔子與宰我有過如下的對話：「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在孔子看來，黃帝是否真活了三百年並不重要，關鍵是生民得其利，而後世的人敬畏和接受其教化共三百年。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生命的長度是以他為人類所做的貢獻來衡量的。司馬遷的《五帝本紀》中的《黃帝紀》即是將上古中國的許多偉大的事功都歸結到黃帝身上，因而賦予黃帝以特別的意義。
歷史上中華文明區域內的其他民族，有時也會稱自己是炎黃子孫，比如遼代的契丹族就在描述他們民族歷史的典籍中稱自己是黃帝的子孫。這樣的說法，也可以看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觀念在民族觀念中的體現。
雖然，對黃帝本人考證具有許多「想象」的成分，不過，在歷史上也一直有人試圖進行「實證」性的證明。如宋代學者邵雍《皇極經世》一書，大意在於運用《周易》中數的理論推究宇宙起源和社會歷史變遷的規律。在該書中，邵雍說道，黃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書中還將堯元年稱為甲辰年。據清末民初學者盧景貴考訂，認為黃帝元年相當于西元前2357年。再據更久遠的晉代學者皇甫謐所作的《帝王世紀》推算，堯以上共有五帝，歷時341年。按照這個說法，黃帝元年應為西元前2698年，這一論斷後來得到廣泛接受。近代以來，隨著民族觀念的傳入，「炎黃子孫」的觀念，被用來激勵國人團結起來，抗擊外侮。針對西方人採用耶穌紀年的做法，許多學者提出了「黃帝紀年」，最著名的例證是1912年當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通電各省：「以黃帝紀元4609年為中華民國元年。」雖然孫中山的做法有政治上的考慮，不過，將黃帝看作中華五千年歷史的起源已經廣為接受。
黃帝是傳說中的上古帝王，關於他的事蹟，儘管夾雜有許多神話傳說和比附的內容，然而因為在中國最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中，以黃帝作為中國歷史的開端，由此確立了黃帝的開端性地位
————來源於【中華文化簡明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