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2年開始，年僅42歲的心臟科醫生薑必寧進入臺灣地區領導人醫療小組，先後擔任蔣介石、蔣經國、嚴家淦的主治醫師，長達二十年之久，被稱作兩蔣「御醫」、三代「御醫」……
以下由姜鳴真口述
我的伯父姜必寧1929年出生在浙江江山城關，姜家原是晚清時當地一個頗有名望的書香門第，伯父的童年就在市心街布政司巷有些破落的姜氏四合大宅院內度過。
1947年，18歲的伯父走進了上海江灣的國防醫學院，成為當年該校全國六區聯招百餘名新生中的一員。1948年，國共戰爭時局吃緊，國防醫學院于當年二月舉校搭乘安達輪轉遷臺灣，伯父倉促告別雙親，離鄉赴臺。
寒窗多年，畢業後的伯父任職臺灣「三軍」總醫院（當時的臺北「陸軍」總醫院）心臟內科住院總醫師。1962年他考取公費留英獎學金，在英國倫敦大學心臟研究院及英國國立心臟醫院專攻心臟病學兩年，隨後在1967年獲得了美國衛生署國際博士學位後研究獎學金，赴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研究心臟病學。
兩年後，伯父返臺，就任榮民總醫院心臟科主任並在國防醫學院擔任內科教授。榮民總醫院是蔣經國於1958年為了照顧退輔及榮眷親自創立的，是臺灣頂尖的大型醫院之一。可想而知，發表過諸多重要論文並得到國際認可的伯父堪稱臺灣首屈一指的心臟病學權威。而更具傳奇色彩的是，伯父從1972年開始，進入臺灣地區領導人醫療小組，先後擔任過蔣介石、蔣經國、嚴家淦的主治醫師，長達二十年之久，被稱作兩蔣「御醫」、三代「御醫」。
「兩蔣御醫」姜必寧
見證蔣介石的最後三年
1972年5月，蔣介石的侍從醫官發現蔣出現氣喘、腿腫等心臟病的徵兆，便向蔣夫人推薦了伯父。當42歲的伯父來到戒備森嚴的士林官邸面見宋美齡時，宋有些懷疑地說：「這麼年輕！可以嗎？」經侍從醫官熊丸、陳耀翰的大力推薦，伯父成為蔣介石醫療小組的一員，開始了並不輕鬆的「御醫」生涯。
陽明山後山松林隱蔽著一棟幽靜的四合院迴廊別墅，正是蔣介石常駐避暑的中興賓館（後改名為「陽明書屋」），伯父踏入官邸才兩個月，蔣介石就在這處避暑官邸突發心肌梗塞。
那是1972年7月20日，一個炎熱的下午，蔣介石突感胸口不適，全身冷汗，神志迷糊，進入休克狀態。當時在場的熊、陳兩位侍從醫官和伯父為蔣緊急做了心電圖，確診是急性前中膈心肌梗塞。於是在採取吸氧治療、靜脈注射強心針及利尿藥物等急救措施後，醫療小組緊急召集了榮民總醫院的十二位醫師和十多位護士，二十四小時不間斷輪流值班看護。蔣介石發病當夜，群醫會商，病人已出現合併左心衰竭，命懸一線，危在旦夕，便決定由盧光舜醫師去紐約請旅美華裔名醫余南庚教授到臺灣會診。
兩位救星馬不停蹄、風塵僕僕趕到中興賓館的那天是7月23日，經過檢查，此時的蔣介石心肌梗塞併發急性肺水腫，實際上已接近彌留狀態。雖然在過去三天裡，醫療小組盡了最大努力，但病人的狀況依舊是凶多吉少。當時，余教授想起一篇臨床報告中以血管擴張劑治療心肌梗塞合併急性肺水腫的成功病例，同伯父商量後，醫療小組果斷採取了這項方案。
靜脈注射血管擴張劑約半小時後，奇蹟出現了，昏迷了三天三夜的蔣介石，病情神奇地出現改善，神志也從昏迷中清醒過來，甚至能夠說話表達。第二天早晨X光胸片也顯示肺水腫已基本消失，蔣的言語、意識、飲食均逐漸恢復。伯父說起這些，不免感慨，當時注射新藥劑的功效把蔣從九死一生中挽救回來，真是醫學上的一個奇蹟！死裡逃生的蔣介石對醫生，尤其是余南庚教授百依百順，言必聽從，是個十分合作的病人。有時到了吃藥時間，不必護士提醒，他就像鬧鐘一樣自己開口說：吃藥！
余南庚（左）與姜必寧
但蔣介石從此臥病在床，半身不遂，無法辦公，一切大事基本交由蔣經國主持。蔣介石的飲食起居都需要人幫助，直到1975年去世前的三年中，十二位教授級主任和護士二十四小時不間斷輪流在床側值班，就連士林官邸的二樓會客室也被布置成護理病房，急救系統、氧氣、X光機和各種檢驗設備應有盡有。而伯父作為心臟病專家，熟悉急救方法，所以在蔣病重時，即使不是值班也會留在病房或者官邸。
三年間，伯父幾乎每天進出士林官邸，親歷了蔣介石生命的最後時光，但他口風甚嚴，官邸訊息，連妻女都少有所聞，只是在榮退後才提起這些往事。根據伯父的觀察，蔣介石生活非常規律，每天早晨六點，由秘書讀報，接著做早餐禱告，之後蔣經國會前來問安並報告當日行程。然後蔣要接受醫生的檢查，並在護士幫助下服藥。宋美齡和孔二小姐會來探視閒談，有時也會讓副官推著輪椅走走。到了晚上，在蔣介石身體情況許可的情況下，常會在走廊上播放電影或京劇。不過，他的體力只能看四分之一，所以伯父說他們在後面看得正入神時，蔣便叫停，等第二天晚上再看。
回憶侍醫蔣介石的軼事，伯父說印象最深的是蔣對唐詩的愛好。蔣介石後來病重體弱，連捧書都很吃力，所以常讓一位值班的護士朗讀《唐詩三百首》。伯父在病床邊值班，也就一同聆聽。伯父說那位朗讀唐詩的護士陸小姐嗓音清脆悅耳，有時遇見不認識的字十分窘迫，這時蔣介石就會教給她。後來蔣去世入殮時，蔣夫人和孔二小姐就是聽從伯父的建議，把那本封面改用牛皮紙修補過的《唐詩三百首》放入棺中。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節，這在伯父記憶中是難以忘懷的，因為這天夜裡，蔣介石心跳突然停止。伯父那天正好在士林官邸值夜班，他看到心電圖在監視器上即刻消失，緊急搶救無效，這位中國歷史上的風雲人物就這樣在睡眠中與世長別，享年88歲。
1975年5月，為了表彰伯父的醫療工作，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在士林官邸親自給他頒發了「景星」勛章。
蔣經國猝逝，「冤情何時能了」
伯父的醫術深受蔣家人的信賴，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間，他又繼任蔣經國的「御醫」，經「輔導會」前主委趙聚珏推薦，挑起了蔣經國醫療小組召集人和主治醫師的重擔。謹慎的伯父擔此重任，更是如履薄冰，食不知味，夜難安寢，一刻都不敢放鬆。
尤其到了蔣經國晚年，病情危重，伯父現在想起那十年之間的「御醫」經歷，仍然覺得十分惶恐不安。蔣經國喜歡外出巡視，出訪外島、花蓮等等，為了確保他的安全，伯父制訂過一個「祥泰計畫」，從臺灣醫學界調集精英，建立起一個臺北地區以外的緊急回應系統，隨時為蔣經國保駕護航。
蔣經國長期患有Ⅱ型糖尿病，有數十年之久，每天都需要注射胰島素,而且到後期使用高劑量的胰島素也已經無法控制血糖了。就因為這種頑固的疾病，他出現了嚴重的併發症。伯父回憶蔣經國抱病的痛苦，說除了白內障，1984年，蔣經國的右眼視網膜剝落，接受了手術治療，但效果並不理想，到晚年已經無法親自閱報、批公文，體力也就此一落千丈。雪上加霜的是，術後不久，他的雙腳也由於糖尿病併發症，發生了神經性病變，失去了知覺，腳踩在地上如同踩在棉花里一樣，所以到最後，上床、洗澡、上下車、吃飯這些日常的行動都需要副官抱扶，無法完全自理。
而最讓伯父憂心的，還是蔣出現的心臟問題，不但有心律不齊、血管硬化，還出現了心衰竭，因此也安置過一個心率調節器。為此，伯父不僅要求蔣經國的醫療小組隨時待命，還必須保證七海官邸二十四小時至少要有兩名醫師值班。
十年間，蔣經國住院數十次，他的病歷就像一本百科全書，可見蔣經國晚年的身體狀況實在不容樂觀，幾乎可以說是燈枯油盡。伯父作為醫療小組召集人和主治醫師，責任十分重大，工作極其艱辛，心裡承受的壓力煎熬更不必說了。伯父女兒說起自己父親在七海工作的階段，提到在蔣經國去世的前些日子，父親自己常抱怨胃不舒服、胸口鬱悶，還去過中心診所急診，所幸並無大礙。
「御醫」這個光環下，絕對是個苦差事，不單單是行醫工作的辛苦，更有盛名之下外界的質疑和風波帶來的難言之苦。
1988年1月13日這天早上，蔣經國起床後就覺得身體不舒服，有些惡心，但檢查血壓、脈搏和體溫都還正常。然而到了下午，他突然大量吐血，迅速引發了休克和心臟呼吸衰竭。伯父他們醫療小組立即進行心肺復蘇搶救，但已經回天無力，到下午3點50分，蔣經國病逝於臺北的七海官邸，享年78歲。
蔣經國因大量胃出血而休克猝逝，伯父說這種吐血猝逝的病例，在醫學上其實並不少見，但由於當時蔣經國的病情一直對外保密，屬於高度機密，醫療小組也始終守口如瓶，導致外界感到他的病逝十分突然，無法接受，整個臺灣為之震驚。於是，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猜測，懷疑蔣經國的醫療小組，尤其是伯父「醫療疏失」，使他們蒙受難言之冤。那段時間也是伯父「御醫」生涯中最難熬的一段。
當時，不光是坊間各種傳聞、媒體發難，「立法院」和「監察院」也群起對伯父和醫療小組進行質詢。「監察院」特派酆景福委員組成專案調查小組，整整進行了兩個月的嚴密審查。其間每天報紙大量臆測，雖然當時沒有狗仔隊，但記者們蹲守在伯父家門口、辦公室、診所各處。
伯父只好同伯母坐郵輪外出散心，但心情沉悶，只說：「美景不美、美食不香，冤情何時能了。」好在最後終於水落石出，專案調查小組宣布醫療無誤，蔣緯國和「行政院院長」俞國華也出來主持正義，這才還伯父清白，平息了這場風波，生活逐漸恢復平靜。這當中的許多委屈苦衷也只有伯父自己最清楚。
回憶起在七海官邸工作的往事，伯父說蔣經國待醫護人員態度都很溫和。在七海官邸，有客人時都會奉茶招待，而每次伯父去，蔣經國夫人蔣方良的貼身女傭阿寶姐都會特別為他泡一杯上等咖啡，送上新鮮水果。不過，蔣經國有時脾氣很拗，工作中也有一些困難之處。伯父提到蔣經國失眠，每晚都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夠入睡，偶爾因為第二天有會議或者軍事演習，吃了一顆，但到了半夜一兩點鐘又會醒來，無法再睡，就會要求再吃一顆安眠藥。伯父就用形狀差不多的維他命來冒充安眠藥。蔣沒有發現，吃下維他命後居然也就安然入睡了。伯父戲稱這是「欺君之罪」，但是因為擔心他第二天無精打采會打瞌睡，也就只能這麼做了。
作為蔣經國的主治醫師，伯父對他的衣食起居也非常瞭解。比起蔣介石士林官邸飲食的講究，七海官邸沒有大廚，只請了軍中服役的年輕廚師，做菜的技術很是一般。而蔣經國也因為糖尿病節食，在吃上從不計較，有時晚上肚子餓了，就直接讓廚房做兩隻荷包蛋就行。在澎湖、花蓮、金門外島巡視，也是有什麼吃什麼。而女傭阿寶姐又十分節儉，外島送來的黃魚總是放在雪櫃里等到快要壞了才拿出來吃。
後來，伯父決定由臺北榮總營養組長專門打理蔣經國的食譜，按照糖尿病飲食的熱量規定計算準確，而且做的菜餚也比較符合蔣經國的胃口，這樣才解決了他的飲食問題。令伯父十分心酸的是，蔣經國病重時，心力交瘁，但是卻沒有人可以分憂，蔣方良夫人不問政事，長子蔣孝文身體病弱，次子蔣孝武遠在新加坡，唯一能在身邊照料父親的幼子蔣孝勇又尚年輕。至於親密的朋友，原來還有「新聞局長」魏景蒙能和他說笑解悶，而魏景蒙過世後，蔣經國就更加寂寞了。
伯父說他從沒見蔣做過新衣新鞋，也沒有運動和娛樂，就連電視也不能看，接見重要官員都是在臥室床上，可以說是風燭殘年，頗有幾分淒涼。
亂世中的永別
2007年，年逾古稀的伯父為了紀念入學國防醫學院六十週年，寫過這樣一首小詩《流浪之歌》，裡面有這樣的語句：
在你塵封的記憶里，
此刻是否浮現起那戰亂的一章？
六十年前，青春少年，踏上驚濤駭浪的遠航，
揮別江灣，安達輪橫渡海峽，駛向臺灣。
從此，
開始流浪，遠離家鄉……
莫問我來自何方，
我有一個遙遠的故鄉，
夢回江南，楊柳堤岸，
曉風殘月，煙雨夕陽。
而今，
少年白髮，人老異鄉，
今夕何夕，才相會明朝又將分別，
似浮萍漂蕩，
千山萬水，地老天荒，繼續流浪，
世事棋局茫茫……
在我還是個孩童時，祖父就常對我講不知大伯現今在何方，但一定會是個好醫生。上世紀70年代初，家人意外收到了伯父的第一封信。我第一次見到伯父是在1992年，大伯攜伯母回大陸探親，大家聚在錦江飯店，而此時距離我祖父離世已經多年了。
1992年，本文口述者(右)、其妹妹(左)與姜必寧(中)
2001年4月，清明節後一天，伯父同家人來到杭州西湖。春天正是西湖一年中最美的時候，桃花盛開，楊柳夾岸，湖水蕩漾，遊人嬉戲。然而，伯父的心情是矛盾的，胸中凝結著憂鬱。1948年，他即將隨國防醫學院遠遷臺灣，於是在臘月年底從上海江灣回杭州向父母辭別，數周後就要回校乘安達輪渡海赴臺。回想起當年告別至親的場景，伯父歷歷在目。
當年，伯父和我的祖父在奎元館吃了面，晚上在湖濱公園雇了一艘船，繞湖遊了一圈，在平湖秋月登岸一道喝茶話別。第二天早晨五點多，天色剛剛亮，伯父為了趕上早班車回上海，匆匆離家。臨行前，我的祖母送他到門口，眼裡已經滿是淚水，千叮嚀萬囑咐，還讓伯父把前一晚交給他的金戒指好好保存以備急用。伯父聽完祖母最後的交代，點了點頭，轉身離去，不敢也不忍再回頭看。
那一年，伯父才19歲。年少的伯父就像平時離家赴校一樣，對這次離鄉赴臺並不太在意，以為只是時局緊張暫時避難。可那時的他，不會想到，這一走就是半個多世紀，如今只能空拜西湖之畔南山公墓中雙親的墳塚，真的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啊！
伯父這一代人經歷過上世紀那段動盪的烽火年月，從大陸橫渡海峽轉移到臺灣，即便早已成家立業，仍然無法擺脫身在異鄉為異客的濃重鄉愁，「流浪」這兩個字在伯父他們的心頭是很沉、很沉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同我的伯父一樣，經歷了這樣跨世紀的流浪，背後有種種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但我們都深深明白：這個世上所有的暫別，假如遇到亂世，那就是永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