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國影戲研究社出品的《閻瑞生》，是根據當時轟動上海的一則犯罪新聞創作拍攝的。1920年6月，上海發生了一起謀財害命案：洋行職員閻瑞生嗜賭成性，因為向友人借了鑽戒，抵押出去購買跑馬票未中，無法償還，焦急異常。一個偶然機會，在他的友人朱老五（上海聞人朱葆三的兒子）處，遇到妓女王蓮英，見她身上佩帶不少貴重飾物，遂起惡念；暗中購買了麻醉藥水和繩索，並得到吳春芳、方日珊的協助，假稱外出郊遊，租了一輛汽車，將王蓮英誘至徐家匯農田，用藥水棉花將她冰倒並勒斃，搶去身上所有貴重物品。案發後，閻瑞生畏罪潛逃，先蟄伏于郊縣，後又逃往青島、海州等地，於同年8月在徐州火車站被緝獲，押回上海審理，與同案犯吳春芳一起被處決。
這起人命案，由於王蓮英是當時上海公共租界「小花園」的名妓，審案過程中又有租界警方插手，所以它的新聞價值更驟然增大了許多倍。自案發之日起，滬上各大報紙對此作了連篇纍牘的報道；附有當事人照片的《蓮英被害記》《蓮英慘史》《閻瑞生秘史》等應時書也紛紛出版；緊接著，新舞臺、笑舞臺、大舞臺、共舞臺等相繼將此案編成文明戲或時裝京戲上演，而且各舞臺為了競爭還大賣噱頭，以至連演不衰，成了保留節目，時有「閻戲」之謂。「到後來好像沒有看過閻瑞生戲的人便是「壽頭＇，便不能算是老上海。」1正是在這種情形下，《閻瑞生》被搬上了銀幕。
主持拍攝《閻瑞生》電影的中國影戲研究社，實際上只是一個業餘愛好電影的小社團，一無資金，二無拍攝場地和器材。他們之所以敢于把閻瑞生案搬上銀幕，首先是因為有營業上能夠獲利的基本把握，於是便由陳壽芝、施彬元出面籌措資金，並以交納租金的方式，由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提供技術力量代為攝製。
影片由楊小仲擔任編劇名義並撰寫字幕說明。而實際上，影片劇本是由影戲研究社的一幫人—顧肯夫、陸潔、陳壽芝、施彬元、邵鵬、徐欣夫以及楊小仲和擔任這部影片導演的任彭年集體創作的。這部影片，雖然拍攝之前和《黑籍冤魂》一樣，也有舞臺演出的先例，但與《黑籍冤魂》不同，他們沒有照搬舞臺劇拍成舞臺紀錄片的樣子，而是另起爐灶，自己重新創作電影劇本。大家坐在一起討論，邊談、邊寫、邊改。「大家看過舞臺戲，大家熟悉案情。一段情節，大家說好就成；一個細節，大家說壞就取消。大家生活差不多，文化程度差不多，意見容易統一，分歧不決很少。還有一點，陳壽芝、施彬元、邵鵬等都與閻相識，陳與閻二人則屬摯友，閻生平事蹟及內幕新聞，他們曉得較多較詳；有些珍聞軼事，為外人所未知未道者，更是寶貴材料。」2這樣，追求電影故事與生活實事的酷似，便成為劇本編寫的首要目標。實際上完成後的影片的主要情節，也同案情過程差不多一模一樣。大體分為三個部分：閻瑞生作案動機的產生；整個作案過程；破案和緝拿經過，到最後被處決。從故事本身講，它帶有很強的紀實性。然而，發生在半殖民地性質的上海洋場社會的這樁命案，又恰似一部外國偵破電影和小說，它有十里洋場的風光，有混跡洋場的浪子，有花街的名妓，和打情罵俏、逢場作戲的少男少女們，有罪犯，有偵緝，有恐怖的謀殺，有緊張的追捕，和法網恢恢的結局。「閻瑞生在審訊時，供認謀殺情況，都從美國偵探片看來的。案件的本身，的確就是一部外國偵探片的翻版。」3生活和電影互相作用，膠著在一起了。
同劇本編寫的主旨一樣，在影片拍攝、導演處理上，也以再現案件實情為準。所以，對演員的選擇，則主要是要求面孔長相同案件人物十分相似，這樣，他們就完全排除了文明戲演員，一概起用非職業演員。扮演閻瑞生的陳壽芝，不僅對
閻瑞生十分熟悉，而且面貌相似，氣質相近。飾王蓮英的「四小姐」，也是因身材長相酷似王蓮英，並有過妓女生活的經歷而特別邀請的。其他如邵鵬扮演的吳春芳，任彭年兼飾的方日珊，徐欣夫扮演的包打聽，顧肯夫反串的王蓮英母親，也都是第一次上銀幕的非職業演員，只不過他們特別熟悉自己角色的生活而已。
擔任《閻瑞生》攝影的是廖恩壽和他的助手周詩穆。對於場景處理，儘可能到案件過程中的實地去拍攝。如男女主角的住所，他們曾經出入的百花里、福裕里、王德昌茶葉店、一品香、跑馬廳、勒殺現場徐家匯麥田、閻瑞生躲藏的松江佘山教堂、被緝獲的徐州車站，以及上海地方檢察廳、龍華護軍使署、龍華大操場等，都是實地拍攝的。閻瑞生謀殺王蓮英乘用的汽車—一輛從大新街飛龍汽車行租用的白色跑車，也被搬上了銀幕。
總之，這是一部較少藝術構思和生活提煉，為了追求轟動效應和投合觀眾好奇心理而拍攝的極力照搬生活原型的片子，顯得粗糙和原始。不過也應當說，在對電影藝術的真實性的追求上，它還是作出了中國短片時代所沒有的創造。它的較大容量，情節的鋪排，場面的處理，也都較過去有所提高和豐富。演員的表演，正因為缺乏文明戲表演的訓練，而又比較熟知劇情人物的生活，所以較之過去短片中的表演模式，也有所改造和提高。
但是，由於當時創作思維的局限，影片還不能從總體上跳出鏡頭畫面的戲劇化特徵，它基本上還是舞臺式的。加之，經濟、技術條件的局限，有些鏡頭的處理露出虛假痕跡，如影片中多處車開動而輪不轉；審判時旁邊的書記員，不像是在速記，而倒像是畫圈；閻瑞生從佘山泅水脫逃，而上岸後的衣衫尚在飄動；尤其是顧肯夫反串的王蓮英的母親，「表情雖屬不差，而形容服飾，望而知其為假」4。這一切，又恰恰破壞了電影的真實性。
《閻瑞生》是一部寫犯罪的影片，加之，創作者對於電影真實性的創作追求，它就有可能產生各種不同的社會效果，包括它的副效果。可能，創作者們也考慮到這一點，所以在影片中加強了偵緝內容的戲，突出了依法審案的作用。並讓閻瑞生在獄中夢見王蓮英，而天良發現，以體現這部所謂「上海實事警世影片」的懲惡揚善作用。但事實上，輿論對它的反映還是十分不同的。
《閻瑞生》於1921年7月1日晚首映于雷瑪斯所轄夏令配克影戲院，這是中國自製影片作為獨立節目在當時豪華型影院的第一次公開放映。由於影片內容的吸引力和中國影戲研究社花錢做廣告，所以雖票價昂貴（普通座位一元至二元，包廂每間二十元），但觀眾還是非常踴躍，「是日未至開演時間，包廂已預售一空，池座亦滿」，營業額頗為可觀。「連映一星期，共贏洋四千餘元。」5後移至票價比較低廉的共和影戲院、新愛倫影戲院映演時，更是場場爆滿。在以後的兩三年中，還不斷在上海、北京、天津、漢口等地上映。
《閻瑞生》上映後，也引起了輿論界的注意，毁譽不一。有的肯定它的創造成就，認為「編制尚緊湊，演男女各員，均能適如其分。就中主要而最精彩者，為飾閻之陳君，神情狀態，活畫一墮落青年，觀之殊足發人深省」。進而認為「國人自攝影片，竟能臻此境界，殊出意料之外」6。但同時它也遭到輿論的批評，認為不論是寫閻瑞生的戲劇或電影，「這類半寫妓家猥褻的瑣屑，半寫強盜殺人的寫真，惟有誨淫誨盜四個大字足以當之」7。這確是一部難以好和壞這樣簡單而清晰的字眼加以認定的影片，只能說，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有自己的地位和特點。
此外，不能認為，拍攝影片《閻瑞生》完全是出於牟利目的。應當說，這群策劃和創作影片的青年，主要還是基於對電影這門藝術的愛好。實現自己愛好的前提必須賺錢，這不是他們的過錯。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之中的不少人，除導演任彭年已是電影專業人員外，其他如楊小仲、顧肯夫、陸潔、徐欣夫等，也從此走上專門從事電影工作的道路。
Reference:
- 嚴芙蓀：《我之「閻戲」談》（上），《申報》1921年7月25日。「壽頭」繫上海方言，含益痴之意。 ↩︎
- 程步高：《影壇憶舊》，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頁。 ↩︎
- 程步高：《影壇憶舊》，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頁。 ↩︎
- 木公：《顧影閒評》，《申報》1921年7月11—12日。 ↩︎
- 徐恥痕：《中國影戲之溯原》。《中國影戲大觀》第1集，上海合作出版社1927年版。 ↩︎
- 嚴芙蓀：《我之「閻戲」談》（下），《申報》1921年7月26日。 ↩︎
- 木公：《顧影閒評》，《申報》1921年7月11—12日。 ↩︎
From：中國電影藝術史 1896-1923 作 者 ：李少白，邢祖文主編；李少白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