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語出自《論語·顏淵》。原文的表述如下：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回答蘊藏著巨大的內涵和道理。
春秋末期，當時的中國是諸侯混戰的局面，社會動盪不安，秩序更是紊亂不堪，甚至屢屢發生謀弒君父之事。對於齊景公的問題，孔子的觀點是：做君主要如同做君主的樣子，做臣子的要如同做臣子的樣子，做父親的要像父親的樣子，做子女的要像子女的樣子。
孔子指出，君行君道，臣、父、子亦各行其道。在整個社會中，社會形態不同，每個人都有其所處的角色，要正其位，安其事，各司其位，各理其職。作為國君，要像個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樣子，盡到為天下百姓謀求太平盛世的職責，嚴於律己要求自身德行，以身作則去打理朝政。這樣，做臣子的自然會忠於職守，敬奉君王。而做父親的要像做父親的樣子，做到敬老愛幼的責任—做到養家糊口，做出榜樣的行為。做兒子的潛移默化受影響後，就會儘自己該做的責任—做個孝順父母的好兒子。這種思想也是「其身正，不令則行」的以身作則和率先垂範的詮釋。否則，君臣失位，長幼失序。人倫天理皆失常，社會怎能不動盪？
解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強調孔子指出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君盡到君的義務，再要求臣盡忠的權利，處於強勢地位的國君的行為應作為前提。君臣關係要求和諧，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親盡到父親的義務，再要求子盡孝的義務，做到家庭和睦，與君臣是同樣的道理。由此可知，孔子的想法是一種平等的思想。君臣關係、父子關係都是雙向的、相互的，而且更多的責任擔負在君和父等強勢者身上。這種觀點更多的是傾向於強勢者先實行好了自身的義務和責任，然後再去對偏向于從屬的一方提出要求。側面也就反映出，如果君、父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沒有營造出一種好的環境，那麼臣、子可以不用一味地愚忠於君、父。從本質來說，這種對應方式比較有人情味和邏輯性。
但是，這種想法對於君、父這類強勢者來說就存在一個問題，或者可以說是威脅—我克勤克儉做好了自己的事情，我的臣子或者我的子女，固然對我忠誠、孝順。那麼如果我做不好呢？我能力不夠或者說我根本就不想耗費時間和精力去經營自己的「聖者」形象呢？那我的臣子或者子女是否就不會再對我有所尊重和從屬了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其實是對統治一方、強勢一方權力的挑戰。這樣，矛盾就出現了。
所以，後來統治者為了維護封建等級制度，這種頗具人情的觀點則被演變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還解釋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封建等級理念。這種臣子要絕對服從帝王，兒子要絕對服從父親的古代封建理念迎合了封建專制最高統治者的需要，帝王為了獲得封建統治的皇權、夫權的合理性，廣泛地宣揚、傳播這種被歪曲的儒家思想。「三綱」進一步演變為封建社會的倫理觀念。富含「陽尊陰卑」和「男尊女卑」思想的「三綱」作為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道德教條，依照等級秩序的社會有利於封建統治的穩定。
在做出這樣的對比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孔子等人的先秦儒家思想，不僅有濃厚的民本理念，還有豐富的民主思想。而這種民本理念和民主思想，恰恰是古代的專制政權畏懼的，所以孔子在春秋時期才那般困頓。孔子本人在修編《周易》時，就把商代的開國之君湯以及伐紂的周武王的那種用武力推翻桀、紂暴君的行為定性為「革命」。高度讚揚他們的革命行動，稱讚為上合天意，下順民心。孟子也說過類似的話，「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而對於那些腐敗墮落不仁的國君，孔子並不將其看為國君，「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孔子的弟子陽虎也說過，「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奸而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