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是一個中國哲學特有的名詞，同時也是儒家思想的精華。「格物致知」語出《大學》，為《大學》所言「八條目」之首二目。「格物致知」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實際上簡單地說，它講的就是如何認識事物，得到有關事物的知識。「格物致知」，語義甚豐，宋明理學於此有很多解釋。不同解釋表現出思想傾向的不同，這種不同直接關乎宋明理學不同學派之學術品格與精神的不同。
程頤認為，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他說的格物致知通俗些就是不斷學習，不斷獲得新知。深層內涵就是窮究天下之事物，而盡悉天下之事理。這一解釋被以後的眾多儒家所繼承，成為正統的解說。那麼，我們又要回過頭來看了，孔子的本意是怎樣的呢？後世的人也不斷提出質疑說，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曲解了孔子的真實含義，因為朱熹的看法是很不現實的。人生如此短暫，事物如此紛繁，如何能一一去研究？通過窮索天下事物之理而獲得知，即智慧，似乎是很有限的。所以後來佛家有高僧對格物致知進行了全新的詮釋，認為格是消除的意思，把這個物給消除掉。那麼這個物又是指什麼呢？這個物並非身外之物，並非外力強加之物，其實它代表內心的妄念邪念，如果消除了內心的妄念邪念，心就自然清靜無為了，無為而無不為，反而能洞察一切，處理一切事物。致知，這個知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與清淨本性，如果人與大道合一，以性為體，遇物起用，發揮出人的巨大潛能了，就不會有辦不好的事情。這種理解是很合理的，是契合孔子本懷的。
天下之物太多，不要以為格了一物就能夠通達明理，這其實需要人不斷地「格」；另一方面，即使不斷地「格」，人的生命太短暫，也不能夠窮盡天下間所有的事物，因此在一物上獲得事理，其他就可以舉一反三了。程頤將「格物致知」解釋成「格物窮理」，將其當成一種修身的理論，而非一種獲得知識的理論，一種如西方哲學所謂的認識論，可以說抓住了儒家思想的根本。
另外，朱熹認為「格物」「致知」不能完全分隔開來看，「格物」是就物而言，「致知」是對自我之人而言。通過格物而致知，致知須是格物；不格物，則無以致知。「格物致知」是一體貫通的。宋明理學對「格物致知」有非常詳盡的解說與發揮。
然而，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派，對程朱理學的「格物窮理」之說表示反對。「格物致知」，在朱熹看來，即是格物窮理。王陽明對此明確表示反對。
在王陽明看來，理本應該在心上，如果離了心，就沒有所謂的理。在王陽明看來，「格物」也不是非要與事物相接觸，而是正其不正以歸其正；「致知」並非一定要明白所有的道理來擴充自己，而是致良知。
王陽明強調，「物」，並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人所要做的事；「格」，也不是至，而是正；「致知」不是擴充知識，而是致良知。正因為此，在王陽明看來，「格物致知」應該是「致知格物」。這和朱熹的觀點截然相反。
在程朱看來，人身修養的過程就是一個「格物致知」的過程，「格物致知」的重心是「格物」，其路徑是由「格物」而「致知」，是通過「格物」而「致知」；而在王陽明看來，修身的過程就是修心，去反思，去恢複本心，「格物致知」的重心是「致知」而非「格物」，其路徑是由「致知」而「格物」，是通過「致知」而「格物」。
所以說，朱熹的格物致知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特色，是一種體驗論。而且，這天理往往是一種道德天理，故而又帶有倫理特色。這也是中國人認識論的特徵。而王陽明在《大學問》中，探討《大學》的基本觀點。他的策略是把八目中的前三項「格物、致知、誠意」合在一起說。他說：「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亦即「去惡為善」。「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王陽明將「格物致知」解釋為「致知格物」，又將「致知格物」解釋為「致吾心良知於事事物物」。這種觀點煥然一新，給人以無窮無盡的啟發。
然而，所謂「格物致知」，遠遠不是幾千字就能說完的，還有待於後人去理解和感受。